武则天时代有个史官太“大逆不道”，竟将历代史学家全部“拉黑” 济公|山贼|李立阳|心中

武则天时代有个史官太“大逆不道”，竟将历代史学家全部“拉黑”治学应该有质疑的态度，也应该有批评的精神，质疑与批评是推动学术不断接近真理的两架引擎。但在武则天时代，有一个史学家非常犀利和尖刻，在他的眼里，包括孔子、司马迁在内的历代历史学家都是不称职或违背职业道德的，都被他拉入了“黑名单”。这样的史官，是“大逆不道”、狂悖不羁还是求真务实、科学严谨？刘知几，字子玄，唐代徐州彭城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徐州市人。刘知几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他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时间是在武则天统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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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曾经在自述中评价自己：“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郝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及年过而立，言悟日多。”自幼就善于读书，更善于思考和质疑，这是刘知几最大的特点。20岁的时候，刘知几中了进士，被任命为获嘉（今天的河南省获嘉县）主簿。他才华过人，但官运不佳，从20岁直到39岁，刘知几在这个“正科级”岗位上19年时间没有升迁。这19年时间，他投入了全部精力钻研历史学。但刘知几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蠹，而是相当地关切时局和政治。武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政圣元年（公元695年），刘知几先后两次上书武则天，提出了四条政治改革的建议：裁撤冗滥官员；刺史应该久任，非三年以上不可调换；不要轻易颁布赦令；不要对官员滥授阶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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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的这四条建议可以说都切中了要害。武则天因为取得政权以及取得政权的方式缺乏合法性和舆论支持，所以就采用恩威并用的手段广泛笼络各级官吏和百姓的心，大量使用官吏、滥用大赦天下的诏令、滥用嘉奖和爵位、荣誉等。“弊政之最，莫过养官”，臃肿庞大的官僚体系，即会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和腐败，也会大幅度增加财政负担；刺史“三年以上不可调换”的建议，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官员任期思想的萌芽，官吏稳定有利于政令的稳定；滥用大赦天下的诏令，必然会让一些人心存侥幸，扰乱国家的法制；荣誉和爵位也是国家重器和公权，滥用的结果就是“恩极而寡义”，让下面的官员和百姓贪婪无度、索求无限。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看到刘知几的建议后，“嘉其直”而“不能用”。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699年），39岁的刘知几调任长安，担任定王府仓曹；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刘知几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随后不久又升为左史，撰起居注，正式走上了史官的岗位。景龙二年（公元708年），被任命为专掌修史之事，升任秘书少监。但不久之后，由于不满朝廷权臣对历史编修的干涉，刘知几愤然辞职，打算回家著书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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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刘知几的一生几乎就是为史学研究而生的，尽管命运多次发生波动，但始终绕不开历史研究的“梗”。例如，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他曾改任凤阁舍人，暂停了史官的职务，但他却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家史的著述。景龙年间辞职后不久，又被朝廷征用，被任命为太子中舍人，紧跟着又被任命为修文馆学士，还是史官。史官这个职务，伴随了他的一生。刘知几一生几乎所有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成果，都集中在《史通》这部著作里。《史通》分为内、外篇两部分，内篇39篇，外篇13篇，总计52篇。这部历史学巨著里，刘知几系统叙述了唐代以前的历史书的著作情况和渊源、体例，对各个历史著作都做了系统而全面的评价。特别是对历代历史学家的评价方面，刘知几旗帜鲜明，言辞犀利乃至尖刻。刘知几特别憎恶那些任意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史官，说他们“舞词弄札，饰非文过”，或“高自标举”、“曲加排抑”，或“曲笔阿时”、“谀言媚主”，他愤怒地痛斥这些史官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