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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三杰”中（以王安石的视角，这三个人都是人杰），王安石最赏识的当属吕惠卿。
吕惠卿，福建泉州人，在真州（今江苏仪征）推官任期结束后返京待命时，正好有机会受到王安石接见，一聊起来，二人大感相见恨晚，恰好，吕惠卿的字为吉甫，王安石的字为介甫，恨不得义结……金兰，不对，年龄差距有点大，只好义结父子了。
二人的蜜月期果然也如父子一般，事无巨细，王安石都要问问吕惠卿的意见，所有奏章也全权交由吕惠卿主笔。
吕惠卿当时与苏辙是在同一个部门的同一个职务——三司条例司检详官，而上文讲到，苏辙在改革理论上与王安石大相径庭，所以也就与吕有诸多不合与争议，这也为后来苏辙坎坷的仕途埋下了伏笔。
【诤苏07 义父子沆瀣朋比诤苏轼火眼金睛】此时的王安石已经得到了神宗皇帝的高度信任，任何弹劾对他都已经无可奈何。
北宋著名的谏官吕诲曾弹劾王安石，理由是“这个人太偏执，轻信小人言论，喜欢阿谀奉承之人，如果皇上让这种人掌权，会误了国事。”
（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将败国事。）
然而，神宗看后啥也没说，直接把奏章打回。
吕诲一气之下请求外放，去了河南邓州。
吕诲只是弹劾王安石的众多京官中比较激烈的一位，当时大量因为弹劾王安石受挫的官员，或是看不惯王安石做派的大臣，都因不愿与王同朝共事，请求外放。
这些大臣中包括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还有几位当朝御史刘述、刘琦、钱顗等人……
熙宁二年（1069）七月，王安石的变法以均输法启动。
“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解决粮食供应问题。
通过这项法令，朝廷不再固定向各地征收粮食，而是在灾荒地区征收钱币，然后用钱币到丰收地区购买相对应的粮食物资。如果几个地区同时丰收，本着就近原则，到相对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物资。
这项改革制度的动机和设想都是非常理想化的，但王安石作为一项制度的设计者，却没有考虑到各地在执行中的折扣。
于是，在地方均输买卖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官营买卖的不法现象。
苏轼很快就发现了这项变法的弊端，给皇帝上奏折时指出：
这项制度看上去会给国库带来更多收益，但实际上，由于官府买粮的行为本身是在与民营商人争夺市场，从而导致商人的收入减少。商人收入减少后，朝廷的税收也就相应减少，此消彼长，已经属于无用之功，再加上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一定有贪官污吏在买卖中获利的情况，不但国库没有增加进项，反而让官场风气败坏。

文章插图
事后复盘，其他官员对于新法的指责，大都停留在对新法决策者即王安石本人的层面，而苏轼，应该是当时第一批、甚至是第一个站出来直陈新法弊端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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