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勇：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新视野( 四 ) 西周年代学是一个富有恒久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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逨鼎有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 2003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其中四十二年逨鼎共两件，纹饰、铭文相同，只是大小有别。四十三年逨鼎共十件，该组器形、纹饰、铭文全同，大小相次。因第九、第十号两件器形较小，不能通篇记铸，而将全文分为两部分，分铸于两件器物内壁，其余八件鼎每鼎铸一篇铭文。铭文中年、月、干支、月相俱全，为研究西周历法提供了新资料。（郭飞/整理）
第一，宣王元年是否需要下调。下调一年似乎可以解决逨鼎历日不合谱的问题，但实际相合的只是月相二分说。若下调两年，其历日一在五月七日，一在六月十五日，可合于月相四分说。月相四分说经得起纯历理检验，（杜勇、沈长云：《金文断代方法探微》，第225—228页）月相二分说却存在种种矛盾。比如宣世晋侯苏钟，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同出一铭，设若既望、既死霸都表示下半月，何需两种月相名词并用？既生霸指前半月既已包括朔日，何需再用初吉？铭文重在记事，并非文人雅士抒情写意的美文，并不存在月相词语交错使用的修辞问题。这是月相二分说不好解释的。至于说初吉属于另一记时系统，或以九天作为循环周期，也违背王国维早就提示过的“一器之中不容用两种记日法”的逻辑规则。虽然宣王元年的时间定位可以再做研究，但以逨鼎历日作为上调或下移的决定性因素似不可取。
【杜勇：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新视野】第二，共和时期是否可以并入厉宣纪年。如所周知，周厉王是在国人大举暴动的情况下被赶跑的。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无不切齿痛恨厉王的虐政，何以还要继续用其纪年？厉王既已外逃，又怎么可能像逨鼎铭文中的“王”那样置身王庭、册命大臣、颁行赏赐？厉王流彘后，太子静的性命倒是被召公保住了，但一时匿不敢出，用以纪年的宣王名分又从何而来？这些情况表明，共和必是一个独立的纪年单元，将其并入厉王或宣王时期都是不合适的。
第三，厉王是否在位37年。陈梦家曾利用《史记》卫、齐、陈《世家》有关年代资料，提出厉王统治在14—18年之间，影响甚巨。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不自厉王始，并非太史公对厉王在位37年不敢自信，而是缘于诸侯国年代资料的欠缺，无法整齐入表，只好选择共和元年作为起点。即使如此，共和元年以后的诸侯年代也是一片混乱，不能与王年准确对应。如“犬戎杀幽王”一事，《鲁世家》说在孝公二十五年，《十二诸侯年表》却记在孝公三十六年，相差不是一年两年，而是11年。《周本纪》记千亩之战在宣王三十九年，《十二诸侯年表》却记在晋穆侯十年（即宣王二十六年），同一战役的时间竟然相差13年。（杜勇：《千亩之战析疑》，《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5期）《十二诸侯年表》以王年为纲，诸侯纪年为目，以纲统目，主次分明。若谓诸侯纪年的准确性高于王年，恐怕正好把事情弄反了。改订史有明文的厉王在位年代，似宜谨慎从事。
科学无止境。觉公簋、?簋、逨鼎等纪年铜器的发现，对于工程《历谱》的修订与调整，更准确地拟定西周王年，具有重要的坐标意义。但工程《历谱》修订工作牵涉面广，难度甚大，尚须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等众多学科密切配合，疑义相析，探赜索隐，才能多几分真相，少一些失误，真正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西周年代方案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西周史》”（17ZDA17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