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问长安』却把明朝推向了深渊！因为自身已经腐朽了！，文官集团限制了皇权( 三 ) 明太祖朱元璋驱逐元蒙而重塑华夏

这个时候，内阁便开始发挥相权对皇权的制衡作用了，其主要的手段就是在皇帝圣旨发出的环节上动手脚。所谓“金口玉言”实际上是不对的，在明朝皇帝说的话只有依照法定程序发出去才叫圣旨。而内阁大学士有草拟圣旨的权力，也就是“票拟”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将圣旨的大体框架定了下来。当然有些时候皇帝会通过“御批”修改票拟的意见，这个时候强势的内阁甚至会将皇帝的御批密封发还，才外还可以动员“六科给事中”以“封驳”之权将皇帝圣旨退回。比如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之争” ，杨廷和就先后四次将嘉靖皇帝的御批密封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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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言官体系。 “言官”是明朝一个特殊的群体，言官包括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又被称为科道官、风宪官、台谏官。据《明史》记载：“御史为朝廷耳目，给事中典章奏，得争是非于廷陛间，皆号称言路。 ”明代的言官具有极强的监督直觉，对于皇帝的监督更是乐此不疲。他们的存在在一定时期引领了整个大明的风气，使得朝廷百官无不以“直言敢谏”为臣子的最高道德水准。
嘉靖年间杨继盛“倒严”的《请诛贼臣疏》，海瑞的“备棺上书”等等，就是以“死谏”的形式向皇权发出来自文官集团的“怒吼”！
四是社会舆论。明代学术环境之开明，直可比肩宋朝。读书人在朝可以治国、平天下，在野却可以著书立说，进而引领社会舆论流传万世。所以对于皇帝的行为评价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读书人手中的。另外，文官集团所掌握的朝廷通政司的“邸报” ，这实际上是以报纸的形式向朝野上下进行了“政务公开” 。
在万历朝的“国本之争”时，当时民间出现的“妖书”既《忧危竑议》和《忧危竑议续》，这实际上就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舆论战。文官集团则是趁势上疏：“皇上能拒公卿台谏之言，其能巧天下臣民之口乎？倘再迟回不断，恐人情愈益汹汹。 ”最终万历皇帝不得不屈服。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文官集团达到了鼎盛状态，在有效制衡皇权的过程中，确保了国家各方面的秩序，使大明朝这首“巨舰”虽然渐渐日薄西山，却能够始终平稳的航行。但是，所谓盛极必衰，文官集团也在最为辉煌的时刻走向了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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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腐朽
站在历史顶峰的文官集团并不知道，他们的时代就要落幕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集团的精华在绽放出绚烂的光芒之后，其身躯也在岁月中渐渐开始腐朽。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描述申时行心境时所说的那样：“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
一是贪腐成为官僚阶层普遍默认的“潜规则” 。明代官吏整体俸禄要远远低于历代华夏王朝，这就使得一部分官员不得不采取其他“权力寻租”模式为自己挣点“外快” ，但是这种情况整体还是可控的。到了嘉靖一朝后期，这种局部的贪腐行为开始逐渐漫延成整个官僚阶层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各种“火耗”“供奉”等等名目繁多的贪腐手段数不胜数。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文官集团开始集体丧失信仰。当官成为了敛财的手段，眼中只有利益而没有社稷，国库日益空虚，而官员受贿却越发的疯狂！此时此刻，站在朝堂之上的读书人再也不是“北京保卫战”中那些为国慷慨赴死的英杰，而是掏空国家的命脉的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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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士绅官商阶层捆绑在了一起出卖了国家。官员手中有“权” ，士绅、商人手中有钱，这三者因为利益结合在一起在历朝历代都是频繁出现的现象。而在明朝晚期，这种士绅官商阶层几乎固化形成了一个利益整体，阻断国家税收，疯狂的掠夺国家财富，使得所谓的“藏富于民”实际上变成了“藏富于富人” ，这就直接和整个大明朝的利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这是这一群人联合在一起关键时刻出卖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