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文史■从重“神”到重“人”——为何中华文明政权从未落入宗教手中？文/扁舟文史

文/扁舟文史
政治思维是指社会成员或政治成员对于政治现象的认识。而中国先秦时期的政治思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由“神化”到“圣化”的转变，也就是从重“神”到重“人”的变化。
在夏商西周时期，中国的政治思维一直都是重“神” 。而到了东周时期，由于遭受战乱，民本思潮的涌起，开始逐渐转移到“人”身上。
这种政治思维的转变十分重大，不仅改变了中国往后两千多年的政治思维，还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宗教，体制等各方面，使得中华文明在世界当中显得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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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商西周时期，一切政治活动都要由“神”来决定
在夏朝时期，古中国正从母系社会转为父系社会，男性开始成为社会中的主角，子继承父的产业而继续发展，这被看作是一种合理的继承。
这种合法的继承也体现在了奴隶社会的夏朝身上。一是为了解释自己的权利的合法性，二是为了愚昧民众和减少叛乱，奴隶主便会把自己的权力的来源解释成神所授予的。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 “神”正式踏进了夏朝的政治思维之中。从一开始的父系社会的影响和后来的统治需要，到后来“神化”政治的发展逐渐成熟，出现了占卜等与神沟通的政治方式。 “神”逐渐成为了主导，神的旨意就是一切政治行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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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曾记载：“有夏服天命。 ”
由此可见，在当时， “神”化政治开始建立并成熟壮大。
在商朝，人们对于神的崇拜逐渐增强，神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指导者，更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因此，神成为了政治和生活上的绝对权威。而中国的“神”化政治也在此达到了顶峰。
值得一提的是，商朝时期，崇拜尊敬的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神” ，还有一个群体便是神化了的祖先。而且神化的祖先可以和神沟通，这也是在说明商王本身就是神的后裔。虽是出于政权合理性的需要，但将“尊神”和“祭祖”平等放在一起，也变相强调了“人”的重要性，这在神化政治当中打开了一个小缺口，具有进步意义。
进入西周，神化政治思想依旧流传了下来。《尚书》中记载：“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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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同于以往，此时的统治者已经在对“神”这一群体产生了怀疑，虽然官方仍是以“君权神授”来保证其合法性，但是对于江山社稷上，有些社会精英开始反思：靠虚无缥缈的“神”没有实际作用，而只有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够保住江山社稷。
而周公便是其代表，他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主张，即强调要修好自己的德行，还要关注民生。虽然有诸如周公之类的人开始反思，但是并未改变当时的主流思想。
而随着几百年后的社会大变革，政治思维也迎来了大地震。二、东周礼崩乐坏战争横行，思想家们变革政治思维， “神”化政治开始转变到“圣”化政治
思想变革的催化剂是社会的变动。虽然在西周时期，已经有了民本的思潮，但是仍然兴不起波浪。在西周后期，政局逐渐动荡，而民众也开始在怨恨老天。
《诗经》中也曾记载：“悠悠苍天，曷其有常?”
这句话表现了人民对于时局的不满，由此也不满于主宰政局的“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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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社会大动荡则是在东周时期。诸侯兼并，礼崩乐坏，社会一片动荡，而对“神”的怀疑也进一步加大，《左传》记载：“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