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思想变得深邃思想深邃( 二 ) _小知识

不能否认，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鲁迅的确常采取与惯常思维不同的逆反质询。这可能让人震撼、惊愕，却又顿觉清醒，思路洞开：“从来如此，便对吗？”——这是《狂人日记》中的话，其实也是鲁迅式的质疑。对普通人来说理所当然、司空见惯的事情，或者场面上的“官样”文章，到鲁迅那里，就有疑问和反思，还可能有独特的发现。
鲁迅最为一些人所“诟病”的，是他甚至主张不要读中国书。在《青年必读书》（1925年）一文中，鲁迅这样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光就这言论来看，的确又很绝对。问题是如何理解鲁迅说这些话时的“语境”，鲁迅是针对“五四”落潮后，那些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而提出要“少看中国书”的。其中也蕴含有鲁迅对“中国书”也就是传统文化的整体感受，特别是对那种麻木人心的“僵尸的乐观”的反感。
注意，鲁迅不是写学术论文，他是写杂文，一种批判式的文学的表达。传统文化当然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宜笼统褒贬，但当传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严重牵绊着中国社会进步时，要冲破传统的“铁屋子”，觉醒奋起，就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态度，大声呐喊。这大概就是“五四”启蒙主义往往表现得有些激进、有些矫枉过正的历史理由，也是文化转型期的一种常见现象。我们应当理解鲁迅的“偏激” 。
而且从实际内容看，鲁迅所反对和坚决批判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那些封建性、落后性的东西，是专制主义制度和文化，包括“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以及种种使国民精神愚昧、麻木、迷信的那些糟粕。要剥掉这些缠绕在我们民族躯体上、鳞甲上千年的沉重的旧物，若没有果断的措施和决心，恋恋不舍，优柔寡断，那谈何容易。要理解鲁迅所处的那个年代，是中国正受外敌入侵、挨打的时代，处于“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另一方面，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又仍然在严重地禁锢民族精神，消解活力。一面是保国保种的焦虑，一面是“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 。在这种情形下，鲁迅为了警醒人们，当然要大声疾呼，用决绝的而不是温温吞吞的态度立场，去告别旧时代。所以，“吃人”也好，“不读中国书”也好，这种急需突破传统的态度，即使有些偏激，也是符合那时代变革需要的。不能当“事后诸葛亮”，离开特定的语境，摘出一些句子，就来否定鲁迅。
事实上，鲁迅绝非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如何为民族文化寻求新的出路这一点上，鲁迅有其明确的主张，那就是，对于传统一要批判，二要继承，三要转化。鲁迅毕生在做两方面工作：一是对传统的批判、攻打、破坏；二是梳理、继承、创新。鲁迅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又用大量精力认真整理、研究文化遗产。鲁迅用了差不多三十年（大部分）的时间，整理了二十二部古籍，包括《嵇康集》《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他收集过大量古代的碑帖、拓片，曾试图写一部中国书法变迁史。他在北大等校上课并写出《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讲稿和著作，其中有些已经成了古代文化研究典范性的学术成果，其研究的某些方法、命题和概念，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广为学术界采用，影响巨大。鲁迅自己的创作也从传统文化中吸纳丰富的养分，特别是与“魏晋文章”的风格一脉相承。据孙伏园回忆：刘半农曾送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对此也默认。可见，鲁迅攻打传统，但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或可以割断传统。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丑化中国人吗
现今读鲁迅的杂文和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其对国民性的猛烈批判。有的人可能并不了解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的具体内涵，也不了解鲁迅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这种批判，所以直观地对鲁迅的批判方式反感，不能接受，甚至担心会丑化了中国人，伤害民族的自尊与自信。鲁迅的确毕生致力于批判国民性，其实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实现文化转型的切要的工作。他的小说、杂文，时时不忘从人性与国民性的角度去剖析和批判国人的劣根性，如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在鲁迅笔下都被揭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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