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的夸人】在详细地研究了“绍句”的组词规律后,柯杨说,这是一种典型的职业隐语,而非民族语言,例如,打卦测字叫“课巾”,禳解叫“丢术”,我叫“贺秦”,看交“交合” 。“我在村里住了一个半月之后,水平已经能赶上当时的青年人,”柯杨说:“也许现在村里的年轻人‘绍句’水平还不如我 。”
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柯杨还发现了薛家湾的另一个特点——不爱存钱,赚来的钱主要用来“吃掉、吃好的”,由于在外算命,薛家湾人外边很多好吃的 。当时,有个当地干部这样评价薛家湾人:“他们哪怕背一辫子蒜进永登卖八分钱,也要花一毛钱下馆子 。”
尽管将算命当做谋生手段,但当时,薛家湾的村民却从未试图给柯杨算命,“我自己也没有要求过 。”
如今的薛家湾,还有不少人记得柯杨,并将他视为“神”一般的存在,因为,出身中医世家的他在村子里给很多人治好过胃病,还向上边打报告给村子里挖了一口井,“手续是从省里一级一级批下来的,走遍了村子里的每一个田垄,鞋底都磨坏了 。”
提起这段经历,柯杨哈哈一笑说:“的确是给不少薛家湾人看过病,”但至于其他,薛家湾人都“习惯性地夸张了” 。
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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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柯杨去薛家湾的年月里,薛家湾人一般不对外讲算命收入,“但肯定是主要收入,远远超过农业种植 。”柯杨说 。
如今,这一习俗依然在“部分延续” 。尽管在高作祯家算命时拿了元钱,但对于算命的真实酬劳,高作祯的依然回避,“给多少就是多少” 。据邻居们判断,高作祯是本村算命钱的,“小车经常停在家门口” 。出租司机小赵曾送高作祯去过兰州算命,“肯定是给有钱有势的人算,光现金就给拿了两千六,烟酒都是咱没见过的 。”
但对于如今的薛家湾人,算命收入已经不再是主要收入 。
我到薛家湾的那天是年月日,正值春播农忙时节,太阳已经融化了前一天突降的大雪,庄浪河谷地里,世代以算命为生的薛家湾人绝大多数正在种蒜 。
被邻村人笑话“连地都不会种”的薛家湾人在上世纪年始大规模种蒜苗 。蒜苗的生长周期为三个月,种植过程极为耗水,从播种到长成期间需要历经不下十次的浇水施肥 。这些打算成熟后会以最贵每斤3块的价格被兰州来的菜贩收走,那些可以长到半米长的蒜苗则会被洗净、切碎,撒到滚烫的拉面碗里 。
柯杨说,当时村子里那些上过学的年轻人已经基本上不学算命了,因为会在课上讲:“不要再搞那些封建迷信啦,上学念书才有出息 。”
除了教育,现实则是薛家湾年轻一代不再学习算命的另一重要原因 。
薛家湾有四大家族:柳、刘、高、何,村民鲜与外人通婚,算命术的沿袭遵循“父传子母传媳”的习俗 。但是,再根深蒂固的习俗也拗不过时代的发展 。如今,薛家湾人与外人通婚的越来越多,很多媳妇嫁过来除了要求有车有房,还要加上十万的彩礼,即便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个人意愿也成了比传统习俗更有力的存在 。
岁的刘树花丛庄浪河东岸嫁到薛家湾柳家,婆婆只试图讲了三天看相手艺就放弃了,因为她“不想再学了” 。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全都在外打工,大儿子在北京做塑钢门窗,每年就春节回家一次,一个月能挣八千块钱 。
今年岁的柳世勋,是土生土长的薛家湾人,他从小就不想学算命,哪怕话一出口就换来父亲劈头盖脸的一巴掌,“太苦了,运气不好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还不如在家种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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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世勋的孙子(前一坐在田垄上算账,一亩地蒜需要雇近个妇女载种小半天,每人工钱一小时块钱 。图郭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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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钟,打工的妇女们补上了中午饭:凉馍馍配热茶 。图郭彦博
他的两个儿子和当下大部分的薛家湾村民一样,经营着几亩蒜田,收成全看成熟时的行市,“你说这事儿能靠算吗?那是老天爷的事儿,是天命,你能让老天爷多下雨吗?”说话时,柳世勋的孙子正拿着小坐在田垄上算账,种完蒜之后他将再次回到兰州打工,“有手艺的一个月能转四五千块,农忙时候还得回来帮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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