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蒋介石为何执意要“攘外必先安内”？只因崇祯，不执行这一政策亡国( 二 )

大臣们并非不知道“攘外”与“安内”两线作战绝不是上策，但谁都不敢提倡与清军议和，全力对付“安内”战场。
崇祯十年，这个僵局被杨嗣昌打破了。正在家乡披麻戴孝“守制”的他，被皇帝夺情起复，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兵部尚书。
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触及这个敏感话题，在《犬马十年遇主疏》中提出摆脱内外交困的三大方针：
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杨嗣昌把“必安内方可攘外” ，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反映了他的胆识。
在此之前兵科给事中颜继祖也提出过“灭奴先灭寇”的主张，但失之空洞，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重视。杨嗣昌却分析得头头是道，无怪乎崇祯皇帝要拍案叫绝：“恨用卿晚！”
3、“攘外必先安内”的成效
“攘外必先安内” ，其实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政治准则。
张居正早在隆庆二年的《陈六事疏》中提到“固邦本”时，就明确地说：“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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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蒋介石为何执意要“攘外必先安内”？只因崇祯，不执行这一政策亡国】人们决不会以此谴责张居正大节有亏。
杨嗣昌此时此地慎重其事提出“必安内方可攘外” ，当然并不是重复张居正的套话，而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后金武装两次突破长城要塞南下所构成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 ，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孰先孰后，是无法回避的重大战略抉择。
几天以后，他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再次展开分析：
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面深者更不容忽视。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如果人们不带先入为主的成见，设身处地从明朝政局的实际情况出发观察，那么，杨嗣昌所提出的“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毫无疑问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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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采纳了杨嗣昌的方针以后，集中精力于安内，在一年半时间里，剿抚并用，先后招抚了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潼关南原几乎全歼李自成等部，取得了可观的战绩。
4、放弃“攘外必先安内”致使明朝亡国
然而就在这时，崇祯十一年五月，后金铁骑突破长城边关，直逼京师附近的近畿地区，朝野震动。这次清军南下，与崇祯二年“己已之变”形势大不一样，当时陕西的农民军不过是小股零星武装，所以各地勤王军保卫京师，危机很快过去。
今非昔比，此时农民军已成燎原之势，战火蔓延中原各省。京师危急，朝廷调集五省常备军以外，还动用了北方边防军，迫使清军撤退，但是留下了隐患。
朝廷误以为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已经接受招抚，李自成等部已经惨败，于是放弃了原先的既定方针，把多年围剿农民军的洪承畴、孙传庭及其精锐部队全部调往北方边境，全力对付清军。
中原兵力一旦空虚，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湖广重举义旗，李自成从商洛山区挺进河南，与张献忠遥相呼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朝廷在安内与攘外的两难选择中，丧失了主动权，不得不面临内外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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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困境，崇祯皇帝不得不任命杨嗣昌以内阁大学士身份代替熊文灿督师湖广，围剿张献忠、李自成等部。结果一无成效，张献忠打下襄阳，处死襄王；李自成打下洛阳，处死福王。疲于奔命的杨嗣昌深感有负皇帝重望，心力交瘁后一病不起，于崇祯十四年三月初病死于沙市。 “安内”以一败涂地而告终，从此再也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局面。
“攘外”也是如此。崇祯十四年，朝廷调集几乎全部精锐兵力，由屡建战功的洪承畴统率，在辽东与清军展开战略决战。由于朝廷中枢指挥失误，全线崩溃，松山陷落，一向骁勇善战的洪承畴成为清军的俘虏，形势急转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