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桂历史|摊贩的历史：支撑中国经济两千年的商业模式( 二 ) 最近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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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贩的“亲民性”——以秦朝为例
按照前文所述，我们都知道古代社会的商人大致可以分为“行商”和“坐贾” 。相对于“坐贾” ， “行商”作为一个团体，其阶级要高得多。
首先，古代社会的出行风险很高。彼时的交通十分不便，大部分道路都是泥土路，每逢阴雨天气，都滋生大量细菌，古人又做不到每日清洁身体，十分容易染上各种疾病。而且，就算是所谓的盛世，在朝廷管控不到的野外，也存在着大量盗匪。有些时候，农闲的农民们也会以村为单位，进行组团劫掠。过往的商旅很容易成为劫掠、绑架对象。没有足够的金钱雇佣镖师的商团很难走得长远，而有这个能力的商团往往具备很强的经济实力，甚至有一定官方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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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商团靠近边境，那么“打草谷的”也不会客气】
其次，大部分古代王朝都采取限商措施，其中以秦朝最为出名。在《商君书.垦令》中，颁布了五条“抑商”措施：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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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良树教授在《商鞅及其学派》一书中将其简单总结为：
商人不得卖粮；
提高酒肉价格；
废除旅馆经营；
加重商品销售税；
商家奴仆必须服役。
秦人之所以要这么限制商人，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出于抑制“贫富分化” ，或者打击“毛孔里都流淌着肮脏的资本主义”的目的。秦国打击商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认为商人太多，会让农民们加入商旅大军，从而减少农业产量，导致王室无法收取足够的农业税，使得君权衰落。而且，太多商人会让市场竞争过于激烈，对商人群体也并非好事。用今天的经济学分析，这种论调无疑十分可笑，但并不妨碍当时的人们就是相信这套理论。
根据这套理论，秦国并不歧视商人，只是希望商人不要太多。只不过政策这种东西， “颁布”很简单， “执行”却很困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得很清楚，所谓八百里秦川一直都是重要的商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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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并非一些人想象中那么憨直】
秦国之所以做不到《商君书》要求的抑商，理由再简单不过——朝廷直接控制每一个商人的成本太高，当时的官府组织度根本做不到这么精细的管控。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后来秦朝灭亡的重要因素，朝廷根本做不到法律规定的那么细的社会管控。
可秦国限制“行商”数量却十分成功。根据商鞅的连坐法律，邻里、亲属必须互相监督彼此，以节约朝廷的行政资源。一旦人口可以自由流动，这种监督的效果也就形同虚设。所以，秦国对人口流动的管控十分严厉，所有人口的迁徙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相比需要控制每一个人的“抑商” ，抑制人口流动只需要控制固定几处关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