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故你我|不仅影响佛教，而且影响清代的“僧官”制度，明代的“僧官”制度( 二 ) 明代僧官制度

湛然禅师提出的根治佛教界弊端丛生的现象的方案，重点提到僧司，因为僧司的地位高低，直接反映了世俗管控与佛教自治的程度。正如有学者所言：“介于政权与佛教两者之间的僧官机构，很像是政教关系的天平上的指针，其或左或右的偏向，体现的既是僧众自治权的大小，又是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施政意图。 ”
湛然禅师主张将僧司衙门设置为客司，与世俗机构分幵，成为相对独立的机构，以便摆脱世俗权力的枷锁，实现佛教更加自由自主的自身治理，与世俗政权通过严密掌控的僧官制度进行管理相比，者确是一条更符合佛教本身发展的有效途径，但在当时，已不太可能实现。
其一，专制体制到明代高度发达，世俗统治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更有效的操控佛教，使之为世俗统治服务，而非如何实现佛教本身的健康有序发展。尤其是，僧侶众多，势力颇大，世俗统治者必欲想方设法管控之。
其二，祖制的继承，朱元璋制定的制度和政策，成为以后诸帝奉行的“祖制” ，虽然具体条令间或有变，但“祖制”的整体精神和统治特色则被继承下来。其后的清统治者在学习借鉴明制同时，对佛教控制手段较之明代更加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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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佛教世俗化程度加深，僧俗交往频繁，佛教本土化完成。统治者也不再将佛教整体当做外来异教看待，而朱元瑋对权力的贪婪迷恋，导致皇权专制集权统治的空前强化，处在这种氛围中的佛教，很难独善其身。
然俗语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佛教逐渐走上世俗化之路，而且程度不断加深，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期间充满了与世俗政权的斗争与磨合，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因此，明代只是这种世俗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不应过度肯定或否定其影响。
即便统治者从自身意志出发，改造操纵佛教，但符合统治者意志的改造中，并非皆是于佛教有害无益者，尤其明初，承元末佛教之弊，朱元璋下决心大力整顿，其中清理僧尼队伍、考试给度等制度，还是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当时庞杂的僧尼队伍。湛然虽对这种过分依附世俗官司的设置不满，但也承认，考试制度的确是选拔人才的正确途径。而这也是当年朱元璋制定的选任僧官或规整僧众队伍的方法。
当然，在世俗君主强权专制下，这些积极作用的发挥，是十分有限的。即便如此，也不应对其加以忽视。
总而言之，长期以来的世俗君主专制集权统治是造成僧官制度权力旁落、佛教世俗化程度加深的根源。虽然这种体制通过自身权力和僧官制度，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规整了佛教的一些乱象，使佛教出现了相对稳定“发展”的局面，但从长期发展来看，不消除这个根源，僧官制度只能依附于世俗政治，佛教本身的解放和健康有序发展也无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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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僧官制度对清代僧官制度的影响
明代僧官制度直接影响到其后的清代僧官制度。清王朝为崛起于东北边疆的满族而建，建立初期，诸多制度皆效仿当时与之并立的、政治管理制度较为发达明王朝，延续或损益而成。于僧官制度之建制，自立国之初，亦采明制。清代僧官制度建立可以追溯至其前身后金时期。后金天聪六年政府设立僧、道官员，总管天下僧、道。据乾隆朝《清朝通典》记载， “其僧道等官，自天聪六年始设；顺治年间定品制，悉仿明旧。 ”其机构、官职设置为：僧录司，左右善世各一人，左右阐教各一人，左右讲经各一人，左右觉义各一人，掌释教之事；各直省府属曰僧纲司，都纲一人，副都纲一人；州属曰僧正司，僧正一人；县属曰僧会司，僧会一人；各掌其属释教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