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三星堆为什么越挖越神秘？李白曾感叹：四万八千年(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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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的发现可能源自于蜀国王侯奢华的的丧葬文化。
死后继续享受或者升华，可能是一切王侯高规格丧葬的基本出发点。
三星堆古城的规划思想和文化传统，对以后古蜀国的都城，乃至于秦汉帝国的都城规划都有很大的影响。金沙村遗址和战国时期的成都城，都是将城市规划在一条宽阔的河流岸边，却另有一条稍小的河流从西向东穿城而过.将都城划分为南、北两个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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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北区布置宫服等世俗建筑，城的南区安排神庙等宗教祭祀场所，突出表现人与神分离的二元思想。橫贯城市中间的河流，既起着分隔世俗之人与神职人员功能区的作用，也起着联系河北面人的空间与河南面神的空间的纽带作用。这实际上就是有学者所说的“象天法地”的都城规划。
比如秦国的都城咸阳在渭河北岸，也先后建有旧、新成阳城，前者是秦孝公时营建的咸阳都，后者则是秦始皇仿效六国宫殿陆续增筑的宫殿区，他还将咸阳城区扩展到渭河南岸，形成了河流横贯大成阳的都城格局。由于秦始皇不断神话自己，将自己视为三皇五帝的升华，追求神仙方术和长生不老，那么古蜀国的大王们显然也希望死后能够继续得到升华，而陪葬品的奢华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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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迹，许多高端文物与三星堆基本一致，对全面了解古蜀国文化有着重大意义。
金沙遗址从1995年开始，到2000年2月以来，现已出上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珍费文物5000余件，与三星堆一、二号坑的出土文物极为相似，同时还发现了很多极为重要的遗迹现象，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许多制造工艺精湛的金器，无不让人感到巨大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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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除了有房址外，还有陶窑、墓葬、窖穴和象牙堆积坑，还有石壁、野猪獠牙、鹿角、玉器、美石，其中最重要的文物共有2000余件，包括金器40余件，玉器900多件，铜器700余件。金器的代表作是金玉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金喇叭形器、金球拍形器、金鱼形器以及大量金器残片。这些金器上，如金冠带上的鸟、鱼、箭和人头的组合案与三星堆出入的图案几乎相同，太阳神鸟金箔造型更是生动，设计上极端现代前卫，是商周时期的同类中的经典之作，因此与这次成都发布的有关犀园村遗址的发掘可以视为古蜀国历史传递脉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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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有机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青铜时代较发达和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是近十多年来的中国青铜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商周时期古蜀都邑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涵，为探索古蜀文明史提供了大量的难得的实物资料。首先,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同处成都平原,都为商周时期古蜀国的中心遗址,两遗址相距仅38公里。金沙遗址出土遗物的总体风格与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器物相一致，同时也有着较强的自身特色。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可以揭示两遗址之间的关系,并有助于加深对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认识，解决很多古蜀文化的未解之迷。其次，金沙遗址的延续时间较长，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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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陶器十分丰富、完整，上接三星堆文化，下连战国时期的上汪家拐遗存。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和资料的整理，对商周时期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和完善以及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等问题的深人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周武王伐纣王时，蜀是周的盟国之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征蜀、伐蜀的记载。金沙遗址出土的玉钱、玉戈等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殷墟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一件鲁面纹斧形器上阴刻的连体普面纹，就与中原地区西周早期铜鼎上的鲁面纹基本一致:铜容器圈足上的纹样是以云雷纹为地，饰以夔纹，这些都是受中原商文化和周文化影响的结果，金沙遗址出土的实物资料证明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