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叶的舞曲|学而优则是仕：说说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京漂”族( 二 ) 曾几何时

在这种背景下，举子们想要考场得意，除了需要学富五车外，把握科考命题最新动态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还需要关注朝廷政治形势，这样才能写好策论。比如嘉佑二年的科考中，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之所以能得到欧阳修和梅尧臣等主考官的青睐，除了文章文采飞扬的因素之外，更是因为这是一篇针砭时事的优秀策论文，和欧阳修提倡的新文风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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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宋代信息闭塞的情况下，考生想要赢得先机，成为“京漂”族，住在“天子脚下”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选择，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说法：
“国家用人之法……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以此之故，四方学者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 。（选自《续通典》）
最后， “京漂”族出现的第三点原因涉及到了古代科举考试的地域公平问题。事实上，从隋唐到明清，科举取士一直存在着地域公平问题。隋唐时期国家经济重心在北方，北方的农业生产，人口经济都要超过南方，因此在科举取士的时候会倾向于北方考生。相反地，明清时期经济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南方在经济人口和农业生产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北方，因此科举取士倾向于来自南方的举子。
宋代科举取士也同样存在着地域公平问题。以仁宗嘉佑三年科考为例，开封府解额278人，录取44人，录取比例1：6 ，而当时各地方解额最多的是河北路，共152人参加考试，录取比例却只有1：30 ，情况最好的利州路才l：26（注：解额是指一地区有资格参加科考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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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叶的舞曲|学而优则是仕：说说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京漂”族】以上只是宋朝一次普通的科举考试，如果参照最极端的录取数据来看的话，嘉佑七年，各路之中，解额最多的河北路，录取比例仅为l：154 ，录取比例最高的荆湖北路为l：23 ，偏远的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几乎无人登科。而在这种情况下，开封府的进士录取比例却依旧高达l：5 。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宋代科举取士优先录取京师户籍的考生，录取名额也朝京师户籍考生大量倾斜。在这种情况下，举子们在京师长期客居以获取京师户籍，能够大大的提升被录取的几率。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功名驱动下，落第考生们形成了“京漂”一族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京师房屋租赁业的带动作用
那么“京漂”一族的存在对宋朝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不妨从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入手：“士子赶考，钱井经商” ，所谓“钱井经商”是指出租房屋取利的意思。
每逢科举考试前后，大量的外地考生涌入京师，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呢？据《东京梦粱录》记载：“此科举试三年一次，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 ，又有《夷坚志》记载南宋都城临安在科考期间， “诸路士人，比之平常十倍，有十万人纳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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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考生的涌入，就势必要先解决客居京师期间的衣食住行问题，除了极少数可以投奔亲朋外，绝大部分举子们只能居住在抵店之中，于是京师中涌现出大量抵店，并且价格水涨船高，连许多王公大臣们都争着经营抵店来分一杯羹。
影视剧《少年包青天》第一部中，包青天和公孙策前往开封赶考，就住在京城一处专供考生投住的抵店中，并且他们在抵店中的生活场景多次出现，这是非常符合北宋书生们赶考的真实历史的。而像“包青天“这样的才子们一次就可以轻松通过，只需在家中等候被委以官职的好消息；至于像“公孙策”这种时运不济的考生选择打道回府就是，毕竟其父亲是庐州知府，来回往返一次不在话下；而剩下的大部分落榜举子们，基于上文分析的三点原因就不得不滞留在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