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明朝为何会在粮食产量高的湖北出现荆襄流民问题？(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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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明朝官员
第三，武当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武当山宦官乱政，侵吞税款，中饱私囊成为荆襄流民问题爆发的重要外因。
武当山是道教名山，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开始，武当山被划定为禁区，不准平民开垦。为了体现武当山的政治特殊性，明成祖又增加数千人的驻军保卫武当山。明朝在武当山形成了三大官僚体系：文官系统，明朝承宣布政使司的官员，负责维护道观特权，以及日常的行政、军政权。宦官，皇帝身边的亲信。一方面监视文官，保证道观的花费不被文官侵占，另一方面又负责监视军队，让军队压制流民起义。提点，负责宗教事务。
作为皇家道场，武当山道观本身就不参加生产劳动，占用国家赋税，这就在客观上增加民众的负担。再加上明朝宦官权利日益增长，很多在武当山就职的宦官利用手中职权大肆侵吞本来就交给国家的，和道教香火有关的赋税——香税税款，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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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武当霁雪图》是明代画家谢时臣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局部）
负责武当山的文官和朝廷的部分文官希望皇帝能把香税税款用于赈济灾民，改善民生，但明朝宦官却认为，香税税款应该全部用于武当山道观，而不能用于民生。恰好，中晚明时期的皇帝大都听信于宦官而不信文官，皇帝也就对武当山宦官侵吞税款中饱私囊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武当山下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艰难，只好外出逃荒。武当山的宦官却挥金如土，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还侵吞税款民脂民膏。宦官的胡作非为怎能不会引发武当山所在的荆襄地区民众的反抗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讲，武当山地区宦官乱政就是明朝中后期宦官乱政，朝政极其黑暗的真实体现。宦官政治不就是明朝政治的恶性肿瘤，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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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朱棣（1360－1424），即明成祖，永乐皇帝
第四，明朝土地兼并是荆襄流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
朱元璋登基后，将自己的20多个儿子封为藩王。藩王不参加劳动又有经济特权，占用国家财政，增加民众负担，成为明朝社会发展的“长期恶性肿瘤” 。朱棣登基后削减了藩王的军事特权，但藩王的经济特权给予保留。有了经济特权，明朝藩王就可以大肆侵吞兼并土地，让农民无地可种。
更可怕的是，明朝新皇帝登基，除了册立太子，就把自己的其他皇子封为新的藩王。新皇帝带来一批新的藩王，这藩王数量越来越多，土地兼并就越来越厉害。
这种情况在湖广地区非常常见，根据统计，明朝在湖广地区分封的藩王数量占明朝全国藩王数量的38% ，很多藩王分到别的省份后又来到湖广。这些数量越来愈多的藩王将兼并土地当成一种习惯，其给农民带来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比如，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就占有土地2万顷。在朱常洵2万顷的土地中，湖广地区的占地是最多的。湖北的农民无地可种，只好走上逃亡的流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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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张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
除了藩王，很多文臣武将也都在民间兼并土地。虽然张居正对明朝的赋税制度进行改革，但无奈藩王-文臣武将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张居正的改革触犯利益集团的利益，只好失败。
正因为以上几点原因，让明朝荆襄流民问题成为了明帝国政府的老大难。直至明朝灭亡，明朝都没有彻底解决荆襄流民问题。
作者：贞观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论明中后期荆襄流民壮大的原因及其启示》许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