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民国一位航空专家的命运：满怀希望的回国，却沦为乞丐暴尸街头！( 二 )

回到祖国后，一切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他得到的一份工作就是坐办公室。他担任了航空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所属的空军指挥及管理机构）的顾问，到月终就可领到一笔不小数目的薪金。这在旁人，也许认为是最难得的幸运，最上乘的“清福” ，但对于一个实际工作者的周先生，却如坐针毡。他失望极了，也痛苦极了，但他却有更多忠厚的原谅，把这一切怪现象都归罪于战时的失常。他想，以后总会好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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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天天地等待，随后便是一次次的失望。初始，他忍耐地将痛苦深藏在心里，很少发泄出来，屡屡给他妻子写信，骗她说，这里一切都好，叫她不要挂念。但到了后来，从日常处事的交谈中，他处处表现出不安和愤懑了，同事们都把他看作狂人，或者以为他有意摆洋架子；他毫不介意这些嘲笑和冷眼。面对这一切恶意的奚落，他有点后悔，但倔强地坚持着。
他怀念工厂，怀念机器，对于连老虎钳也没有一把的办公室，无可奈何地感到厌倦。他就这样不通“人情”和“世故” ，多次请求调换闵位，都没有获准。他终于被激怒了，时常在办公室内拍桌怒骂，即使是他的长官也毫不留情；长官们也是不好惹的，不久以后，这位顾向就被免职了。
在祖国的土地上，他觉得生疏了，一切都变得如此格格不入。免职后的周先生，第一次感到失业的威胁，度过顺利的半生，才真正体会到彷徨和失意。他无可避免地想到了美国的家。回去吗？不能。他不能在妻子面前证明他和他的祖国如此无用。他想回家乡，而山东的老家,早被隔断在层层的烽火里。
周先生正痛苦地彷徨在矛盾的漩涡中，却接到一份聘书，武汉大学请他做航空工程系的特约讲座。因为战火的逼近，当局又西迁了，周先生并没有与之同行，原因是一股强烈的乡愁袭击了他。山东的家人知道他回国以后，无论如何要他设法回去一趟，周先生也觉得离家20年，确实想回去看看，但事实上又无法办到。正犹疑间，武汉保卫战展开，他只好狼狈地移居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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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是可以重入武大执教的，然而他没有。一方面他是一个实际的工作者，他的服务场所应该是工厂而不是学校，一方面自荐呢！
他只有闲住在家里。
到了这时候，周先生才真的恐慌了。
也许是饥不择食的缘故吧，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秋天，周行功登上成都县立中学高三毕业班的讲台，讲授物理课。他的脸庞已经比以前瘦削多了，失去了往日的光泽：稀疏的白发，就是他两年来屈辱生活的标志。
他以生硬的腔调，连缀着他所能搜集到的汉语词汇，许多专有科学名词只有借助于英文来表达。因此，作为一个中学生，听他的课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他的教学方法也是失败的，他喜欢在黑板上画各种复杂的图形，又喜欢举机翼剖面或空气动力为例，弄得学生不知所云，对这位博士从一开始就非常不谅解。但他的态度是诚恳而热情的，不像其他镀金博士似的故弄玄虚。及至学生了解到他可悲的处境以后，便十分同情和尊敬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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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他教的那班学生毕业以后，也许校方发现了其他班级并不能接受他的教学方法的缘故，也许是一些别的什么原因，周行功便被成都县中解聘了。
他没有能耐去参加那“六腊之战”（四川各地学校每逢六月、腊月向教师下发聘书，广大教师为了生计而紧张地活动以求获聘任书），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一行买卖，周行功这下子可真失业了。他寄居在成都一家“鸡鸣早看天”之类的三等旅馆中，噙着泪水，按捺着激跳的心，向太平洋彼岸的妻子撒着瞒天的大谎：“一切都照计划进行，不用挂虑的！”可怜他的妻子，哪里想到那封来信的邮资，竟占了丈夫当时财产的1/3！
不幸中之大幸，周先生又接到了四川省立高级工业专科学校的聘书。对此他感到欣慰，立刻搬入东门外的多宝寺校址，重操粉笔生涯。
成都县中有些同学偶尔也到多宝寺去探望他，有人回忆当时的印象说，周先生因为受刺激太深，神志已经有点失态，麻木而且憔悴，眼睛呆滞无光，头发和衣服也懒于整理，房内凌乱不堪，那把提琴已经不知去向；他还在不间断地抽着劣质纸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