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世界里的女性“猎手”( 四 ) 记者

足足等了六个月，她才最终下定决心。用她自己的话说，作为较早一批留学美国的华人，仍有着为国内做点什么的使命感，而“他们刚好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

刚回到国内，各种可以预见或预料之外的难题接踵而至。回顾这段往昔，杜莹毫不讳言，“很难，最大的（感受）是孤独。”

让她记忆犹新的是，一次酒桌上商务谈判未果，合作伙伴早已喝倒一片，她是唯一醒着的人。想到自己舍弃美国的成功事业和优渥生活，而要同一群醉汉谈判时，她哭了。

“大家想的都是如何进行交易，而非创新。”刚回国的杜莹面对中美药物市场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只好逼自己万事“先铺路”。

筹建创新药企，首先要面对的是团队搭建和人才引进。据英国《经济学人》的一份报告显示，2002年，美国生物医药领域的研究者足有19.1万人，但中国本土人才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2万人。招揽像杜莹这样经历丰富的“海归”更是难上加难，很少有人甘愿放弃国外的高薪工作，回国“从零开始”，她只好四处托人、说服多年的朋友和工作伙伴加入创业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