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莆田惨案今天爆出复杂信息！矛盾是如何激化的？( 二 ) 重阳节

问题三：
宅基地一类的纠纷以前是怎么解决的，现在还能以这种方式解决吗？
桂华：这就涉及另一个时代背景，那就是村庄在解体。
村庄内部过去存在一种由村里的老人、家族长辈主导的调解机制。对于很多问题，老百姓心里是有一杆秤的。而且，在熟人社会中，大多数人注重面子，注重人情，也重视亲属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村庄内部的调解机制通常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
然而，今天的村庄已经走向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了。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很多农民都外出打工、做生意，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在解体，内部的调解力量也就瓦解了。
利益密集、空间拥挤，再加上人与人的关系疏远和社会调节机制失效，宅基地因此就演变成为矛盾的焦点。
问题四：
一些网友指责基层干部不作为，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桂华：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其实，对于这类问题，乡村干部试图强力解决，是很难的。
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宗族文化传统较浓地区的宅基地，都有比较长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经历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变为集体所有，但是相对于其他土地，由于宅基地上建有房屋私产，所以大部分农民的宅基地没有经过再分配，还是依循继承制，由此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一些边界上存在模糊，到现在就更说不清楚了。
宅基地没有像城市商品房一样经过彻底的权利确认。
政府推行农村宅基地确权，但是很多模糊地带依然存在。退一万步说，就算宅基地的边界可以通过花费大量精力予以确定，但那之后呢？
村庄中每个农户都有四邻，每个四邻都可能会有不同要求：你不能建三层，不能建这个尖顶，不能刷这个颜色……法律无法把社会生活的所有细节都加以规定。这时候，村干部可以调解，但恐怕也难以解决所有“意想不到”的问题。
城市也有类似情况，建地铁的时候就涉及相邻权的问题，一般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也是城市治理的大矛盾。而农村呢，很多纠纷因历史遗留问题而起，在法律和事实上都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处理起来也非常麻烦。
问题五：
对于类似恶性事件，有没有办法避免再次发生？
桂华：举个例子，城市小区的楼房中，楼上有个小孩整天蹦蹦跳跳，严重到影响楼下的生活质量，怎么办？
找物业？物业只能调解，却没有执法权。找警察很多时候也没法强制处理。而且，这个小孩蹦5厘米算噪音，还是蹦10厘米算噪音，没有标准。如果有了标准，又如何取证……
这和乡村的宅基地纠纷是差不多的道理，都是转型期，因为居住紧密，人们在一些日常生活领域产生摩擦。这类问题，想要解决，却不容易。
莆田事件，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还是社会秩序问题。
有网友情绪激昂地指责基层干部不作为。这需要辩证地看。设想一下，居民因为邻里噪音侵扰，找到居委会干部甚至警察，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因为没有很好的办法可以一下子解决问题。
跳出莆田事件本身，就我们在基层调查到的情况来看，很多邻里纠纷解决不了，不一定就是基层干部不作为，他们很多时候是没办法解决这类问题的。与其将这些事情视为干群矛盾，不如将其理解为基层治理体系无法应对转型期的复杂矛盾。
也就是说，这不是干群冲突，而是转型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秩序供给之间的矛盾。
这与城市小区中空调滴水、楼上噪音等事件类似。和邻居发生摩擦，或者碰到一个不讲理的邻居，就是很闹心，生活很痛苦，甚至像网上说的“犹如生活在地狱里” 。
问题六：
如果难以根除，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这类矛盾呢？
桂华：城市本就是陌生人社会，没有日常矛盾的调解机制。而传统条件下，乡村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就是友好型的。一个人做事太极端了，村里的其他人都会唾弃他。但如今，乡村的熟人社会日渐解体，社会的紧密性却依然存在，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的利益交织地带仍然非常多。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互帮互助的友善一面，乡村就会变成丛林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就会痛苦。
当乡村的传统调解力量不再，法律和国家的力量直接介入的成本很高，这就需要社会治理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