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中国“脱口秀”：冒犯、共鸣与情绪纾解的共构( 二 ) 由此

由此，当今观众对于情绪“共鸣”的需求，已经超越对脱口秀本身表演个性的需要。与其说互联网的传播力量促使年轻一代人的笑点和审美日渐扁平和“趋同” ，不如说脱口秀从业者们寻找到了有针对性的、更加阶层固化的情绪共鸣方式。脱口秀演员往往都是半路出家，他们在成为全职喜剧演员之前的职业背景本来应当是非常丰富的创作素材，在早期的《脱口秀大会》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程序员出身的演员讲述他们的工作趣事，如昙花一现的程序员代表韦若琛、“脱口秀大王”庞博、出道时带有程序员和金融精英双重人设的呼兰，但这样的表演存在一定行业和专业门槛——过分强调具体行业内容，逼迫脱口秀演员以不强的阅历维持“人设” ，让脱口秀演员充当人生导师的角色，沉迷于心灵鸡汤和其“故作哲理”的呈现，往往会破坏喜剧应有的氛围与体验。
为实现更加普遍的情绪共鸣，演员们对于工作趣事的讲述和对日常生活现象的抨击开始逐渐空疏和笼统，吐槽对象从具体的行业现象和内幕，改换为更加共性的“加班”“坐地铁”“等外卖”等符号化的刻板印象。一种说法认为这种现象是脱口秀演员之前的工作经历已被挖掘殆尽，缺乏新的生活经验所致，但是另一个例子做出了其他解释——这或许是演员们的有意选择，第三季毫无争议夺冠的王勉，在一场表演中吐槽职场人士每天都要做PPT而引发了普遍共鸣，类似“我不想上班”这种强调受众在情绪上共性的表达更加能够引爆观众的情绪。一个“愤怒”的脱口秀演员，如果其观点被观众认同，那么对情绪的煽动力量是难以估量的，因此极力打造能够激发“共鸣”的共性内容，成为当前脱口秀创作的必然选择——尽管这导致演员的创作逐渐脱离真实生活，更多成为一种替观众抒发负面情绪需求的直接满足。
也许，在分析当前中文互联网语境下“脱口秀”综艺节目的火爆时，我们有必要跳出这一座被无限的情绪共鸣和引导所遮掩住的“信息茧房”：在《脱口秀大会》为普通人代言，辅助观众疏解日常生活中的负面情绪的外衣下，实际上是对当代城市青年白领阶层的精准打击和观点贩卖，节目越脱离喜剧形式走向价值观和观点的输出，同时也越发远离和推开另一些没有网络话语权的圈层群体。
那么，最终“釜底抽薪”的问题是，就像李诞近年来最为精彩的一段有关救猫还是救画的单口喜剧表演，是发生在辩论综艺《奇葩说》上的那样，中文互联网语境下的这个脱胎于单口喜剧，被叫做脱口秀，却既不是单口喜剧又不是脱口秀的怪物，恐怕只是一个虚空的能指，它是完全可以被其他新事物所取代的，它没有找到独属于“脱口秀”艺术本身的自律性的东西。我们身处一个对一切事物都要求意义，要求价值和观点的时代，我们对于千百年前雅典和罗马的“广场表达”有着无限的热忱，任何艺术和表演形式都要创造出一个景观式的观点表达空间，让我们将任何有关理性的、无关理性的语言表达，都加速推进为一种对意识形态修辞术根深蒂固的模仿——有可能发生的未来是，无论中国特色的“脱口秀”能够发展到多么火爆的程度，它都只会是一种观点表达和情绪抒发的渠道，而非“脱口秀”本身。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讲师，独立戏剧创作人，评论人)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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