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到|换房时代，上海人想拥有一间新居有多难？上海活跃的民间换房市场

：原题为_周到|换房时代，上海人想拥有一间新居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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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屋还不能买卖的年代，上海人要想改善居住，除了等待分房，只能通过互换房子。
以房换房， “通关”难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二手房交易。
但有需求就有市场，上海人“腾挪搬移”的智慧，早在换房时代就体现出来了。
狭小的居住空间逼出换房
房子是可以拿到市场上买卖的——这件现在看来司空见惯的事，其实是19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
在1991年5月1日《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实施前，绝大多数上海人住的房子都是“公有住房” 。
住户没有产证，持有一张租用公房的凭证，也就是俗称的“蓝卡” ，每个月需要支付房租。
在那个年代，房屋买卖相当于天方夜谭。但是，早年上海的居住条件实在太困难。
难到什么程度？资料显示， 1978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4.5平方米。
如果是一家三口，就住个13.5平方米的房子，相当于现在公寓楼里一间次卧那么点大。
活跃的民间换房市场，是被狭小的居住空间逼出来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戴晓波说，在那个年代，上海的民间换房市场可能是全国最活跃的。除了居住空间紧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上海88%的住房是“直管房” ，是由房管局直接来管理的， “单位自管房” 只占12%（注：来自1990年的统计数据）。
北京则正好相反，八成以上的房子是“单位自管房” 。 “一块地方用于办公，旁边一块地方是家属院，你有工作，才给你住。人对单位的依附性强于对社会。 ”
“但上海不是。政府大量建新村，单位出资将房子买下分给职工后，就划拨给房管局管理；单位自己出资建设住房，分给职工后也划拨给房管局管理。 ”
戴晓波说：“因为房子的产权都是房管局的，为方便群众，政策允许居民互换住房，所以上海才会出现调房市场。 ”
当然，还有更具体的换房原因：邻里矛盾、儿子结婚了想分开住、改善煤卫条件……
总之条件再艰难，只要有一点空间，就阻挡不了上海人在换房这件事上动脑筋。
换房改变人生轨迹
静安区一家颇有名气的小饭店老板周建国（化名），通过三次换房改变了人生轨迹。
周建国是1958年出生的，小时候一家人挤在顺昌路上7平方米的亭子间里。
他每天晚上都睡在床和桌子之间那条窄窄的过道里，地板被磨得光亮。那时他暗下决心，长大后，要让家人住到好地段、住进体面的房子。
到70年代，父亲的单位分了一套20多平米的房子，就在原来7平方米房子附近。
作为家中长子，周建国刚20岁出头，就开始在换房上动脑筋了。
当时市中心名气最响的民间调房市场在淡水路，还有复兴中路的上海跳水池（旧址）对面、长乐中学操场、云南路等，都是自发形成的。
在调房市场里，大家打招呼的问候语是：“侬啥房子（你是什么房子）？”
先看对方是石库门房子、新式里弄还是老洋房，接下来再聊房子面积、地段、楼层、朝向、煤位状况等。
不但如此，大家的“接头”方式也是相当单一。没手机没微信，换房的两家人想约下一次碰头，只能提前讲好时间地点，或者通过弄堂口的公用电话联络。
周建国晚上没事情做，就去淡水路兜圈子。
夜晚换房市场人气十足，电线杆上贴满了像“老军医广告”般的房屋信息，上街沿站满了人，交头接耳、热热闹闹。到了周六晚上、周日下午，场面像在赶集。
他人生的第一次调房是在80年代初。
在周建国心目中，自己住的房子地段不灵。 “人都有虚荣心嘛，我觉得住‘上只角’、住好房子，更加有面子，跟人家讲起来，感觉两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