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春秋时期，自诩为礼乐之国的鲁国，何以屡屡出现家臣叛乱？( 二 ) 家臣|鲁国

后在季武子答应以桃作为交换,且后鲁得成邑也给孟氏的情况下,谢息仍要求外加两座山才答应,后迁于桃。公元前517 年,鲁昭公攻打季平子,时叔孙昭子外出,其司马鬷戾自作主张救季孙氏,结果导致鲁昭公失国出奔。至于季孙氏的事务更是繁忙,在鲁昭公出奔期间,代君摄政,处理邦国之间的朝、聘、盟、会,主持战争与祭祀等各种国家大事,其家家政也逐步落入家宰、邑宰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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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惟如此,有关国家事务三桓也需家臣谋划。随着卿大夫势力的强盛,家宰、邑宰的经济地位亦有所提高。《左传·成公十年》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施氏为鲁国一般贵族,其家宰尚有百室之邑,三桓的家宰与邑宰俸禄比施氏肯定要多得多。《左传·昭公五年》记叔孙氏竖牛叛乱,“取东鄙三十邑以与南遗”,南遗为季孙氏之费宰,表明南遗除季孙氏俸禄外,尚有自己的田邑。前文所举,阳虎居以为政的郓、阳关两地,都是边防重镇。要之,家臣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当是家臣得以叛乱乃至执国命的重要原因。
再次,家臣屡叛还与复杂的国内国外斗争有关。
鲁国内君权与卿权争斗,家臣往往寻籍公室的势力与家主对抗,如南蒯之乱,就打着“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以费为公臣”的名义,并告诉了昭公之子公子慭,于是昭公前去晋国寻援未果,故南蒯叛主失败。齐鲁之间的敌对关系也是家臣叛主的一大原因。
上述家臣叛主失败后,全部逃至齐国,这与齐鲁之间敌对是有关系的。如公元前537 年,竖牛逃往齐国,被孟丙、仲壬之子杀死在齐鲁边界处;公元前 501 年阳虎奔齐;公元前 500年侯犯叛乱失败后奔齐;公元前498 年公山不狃奔齐;公元前480 年公孙宿率其甲兵居齐境内的嬴地。
鲁家臣叛乱后奔齐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其一为邑宰叛乱后奔齐。这主要与三家之都居于齐鲁之间,本为备齐之需有关。鲁昭公二十六年,齐国欲纳昭公而攻鲁,成大夫公孙朝谓平子日:“‘有都,以卫国也,请我受师。……告于齐师曰:‘孟氏,鲁之弊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请息肩于齐。””结合前引公处敛父言“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则成邑为齐鲁边境重镇,邑宰叛变至齐,本在事理之中。
又《左传·定公十年》载侯犯以郈叛。叔孙命驷赤谓侯犯曰：
“居齐、鲁之际而无事,必不可矣。子何求事于齐以临民? 不然,将叛。”侯犯从之。齐使至。‘’
所谓“居齐、鲁之际而无事,必不可矣”,乃谓疆场之邑必有所主,叛鲁必主齐。齐侯也曾指出这种特点:“子叔孙! 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 属与弊邑际,故助君忧之。”郈为齐鲁边境重邑,齐侯公开表示齐图郈邑本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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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家宰叛乱后奔齐。家宰等奔齐亦有与齐国暗助相关者,如阳虎以陪臣执国命就得到了齐国帮助。《史记·鲁周公世家》记:“(定公)七年,齐伐我,取郓,以为鲁阳虎邑以从政。”据之,阳虎叛乱之前就与齐国勾结。
最后,春秋时期家臣屡叛主要集中于鲁国,与鲁国世秉周礼,公臣和家臣多为宗法之臣有关。
翻检典籍,鲁国执政都为公族,且不绝后嗣。如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公子牙拥护庄公之弟庆父继承君位未获成功饮药而死,然“有后于鲁”,其后为叔孙氏,为三桓之一。《左传·闵公二年》记庆父弑闵公奔莒,后被送回,自杀而死,其后为孟孙氏,为三桓之一。卿族不绝后嗣使三桓为代表的卿大夫世代拥有采邑,卿大夫一旦形成自己的势力,就很难铲除。
宣公失政后,三桓强、公室卑的局面直至春秋末年都没有改变。与此相应的是,鲁国卿大夫家臣也多用宗法性。家臣,不同于晋齐等列国。如前文所述其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