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远行西达地中海者,杜环是第一人,他所叙录的西方概貌,开拓了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视野,这么一位万里跋涉的旅行家,他的远游探索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
中国之通西域,古籍谓始自西汉的张骞。张骞的脚步有几度停留在中亚、南亚一带。自东汉以迄隋朝,除班超派出的甘英西达波斯湾外,其间竟无一人能超越印度以西者。而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帝国,史书上说,它从公元651—798年的一百四十七年中(唐高宗永徽二年至德宗贞元十四年),遣使访唐多达三十七次,唐朝则无一人出使大食,这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一件遗憾。
这段历史的空白到头来终于被唐皇封为岐国公的文化史家杜佑(735-812)之侄杜环填了空。杜环生于公元8世纪中叶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其确切的生卒年不详。他家住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的杜曲。天宝十载(751),杜环在唐朝驻屯西域的高仙芝部队工作,其职务类似今之随军采访人员。这年唐军与大食军发生了一次有名的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战役,唐军战败,杜环不幸遭俘。随后大食军带他到阿拉伯去服役。这一来,他的不幸转化为有幸,他趁此机会游历了中亚、西亚,旅途直至地中海,成了我国历史上西游最早最远的一位旅行家。
肃宗宝应元年(762),杜环忽遇一东归的商舶,他就附船归国。此时其叔杜佑正在写一部有关历朝典章政制的文化史书——《通典》。一见侄儿平安回乡,他很是高兴。在欣慰之余,杜佑劝侄儿写下他海外多年的见闻,好让世人得悉殊方异俗,了解异国风情。于是杜环援笔而成《经行记》百余卷。杜佑为此叙说道:“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通典·边防典·西戎总序》)文中为西海,唐代史籍上已确指为地中海。
杜环的旅行路线,概括说来,陆路是:经石国渡真珠河入康国,复渡阿姆河到末禄,再沿伊朗北行抵伊拉克的亚俱罗城。他行经的苫国,说是“在大食西界,周迥数千里。”苫国就是中东的叙利亚。海路是:由大食经波斯湾入阿曼湾,进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达南中国海,抵广州。中途曾短期拢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他的陆海路行程十一年里共走了八万里路,岁月之长,里程之远,这不仅在中国史上为空前,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属罕见。
《经行记》一书失传已久,幸赖其叔杜佑在其所撰二百卷的《通典》上著录了七八篇,共一千零五十一字。读史者犹可从中探求到唐代亚洲史、中西交通史和中古旅游志的若干资料,有助于学者之深入研讨。它比起达奚通的《海南诸蕃行记》来,要幸运不少。
《通典》著录的《经行记》所记大食国情,兹摘其数条,以见一斑。文云:
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士女瓌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致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升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
按“亚俱罗”系宋人赵汝适《诸蕃志》中所考证的伊拉克南部城市库法,公元749至786年大食国的阿拔斯王朝定它为首都。“暮门”,在《旧唐书》的大食传里称作“噉密莫末腻”,乃阿拉伯文之省译,历代奉为哈里发之尊号。
这段文字写出大食人对国王的敬称,阿拔斯王朝的始建都之处,阿拉伯人的身材、衣饰、容貌、妇女戴面纱的习惯。中世纪的阿拉伯人爱“系银带,佩银刀”,以示勇武,饮酒、奏乐,教规是不允许的。这类习俗至今仍有伊斯兰国家在奉行的,如沙特阿拉伯就奉行得颇为严格。“王出礼拜”的一番说教,表明大食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国王兼政治与宗教的领袖。说教的这个日子,教仪上称“主麻日”、王所说法称“虎图伯”。哈里发在这天向教徒阐释大食国的伦理规范、治罪范围,其教规与法规的同一性。哈里发竭力肯定征战之必要,说死于疆场和杀敌制胜者会“获福无量”。中古时的大食能够扩张成一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当与国君当日提倡征战有关。大食的对内政策是“法唯从宽”,人民犯罪,从轻发落。“葬唯从俭”则和中国儒家所主张的奢葬相反,以此见出两国文化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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