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安禄山、史思明等昭武九姓是来自西域的粟特人吗？( 三 ) 身经百战|石秀|大王|梁山|方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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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唐玄宗与杨贵妃安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名城布哈拉），唐高宗显庆时为安息州，任安王为刺史。其王别顿之遗孀可敦在7世纪下半叶曾多次领兵抗击大食，其子安王笃萨波提一度被篡位，709和710年，由大食重立笃萨波提为王。但719年（开元七年）笃萨波提还是向唐朝上表乞师以抗大食，后被大食人所杀，其子屈底波也曾遣使来唐，751年也为大食人所杀。石国在658年（显庆三年）由唐朝设立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713、714年遭大食侵入。开元初封其君莫贺咄吐屯为石王。721年（开元九年）伊捺吐屯屈勒嗣立，请求唐朝讨伐大食。739年（开元二十七年）莫贺咄吐屯相助唐朝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受封顺义王。740年，大食埃米尔纳斯尔再次入侵。753年唐朝封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之后就是著名的怛罗斯一战。但是，石国至762年(宝应元年）尚遣使朝贡唐朝。另外，火寻也曾在751年遣使请击大食。以上可见昭武九姓诸部对唐朝依附的渊源，如回溯隋朝之际，这些九姓大多还受突厥统治，唐朝打败突厥迫使臣服后，由于驻军不切实际，就以突厥和康国为主要首领互相羁縻，然后隶属于唐朝设立的安西都护府。由于突厥诸部一直反复，为了安定民众，唐朝在平定他们的同时就把不少征战时的俘虏或希望离开是非之地的民众迁入内地安置。结果，原本颇有传统的“移民”策略，在国际外部形势和唐朝内部问题上统统留下了安全隐患。高宗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塞外单于大都护府管内突厥降户反叛，北方大乱。为防突厥胁迫勾结灵州境内九姓，在灵州境内置鲁、丽、塞、含、依、契六个羁縻州(史称“六胡州”)，授予九姓各部族首领相应官职。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在灵州辖境置兰池都督府（治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境内），分置六胡州为县。到开元九年(721年)，六胡州居民因“苦于赋役”，以康待宾为首，康、安、何、石等众多九姓聚众起事，攻陷六胡州。但时间不长，康待宾很快被俘，送京斩杀。次年，康氏家族的康愿子重新起事，唐朝再次平定之后，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同年，强制迁徙六胡州民众五万余口于中原腹地，“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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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学界研究安禄山的一本名作开元十八年(730年)，又将迁到中原的一些人回迁灵州旧地，复置匡、长二州。可以看出，唐朝前期九姓胡人内迁的数量至少在5-8万人，这绝非一个小数目。在六胡州一事后，第二波九姓部族引发的就是天宝末年划时代的安史大变。不仅如此，从贞观年间开始，在六胡州中间还安插了另一个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群体——党项，随着安史平定，驱散各地昭武诸胡，党项便借助拥戴李唐王朝而占据灵州、夏州之地，成为后来显赫一时的西夏崛起资本，党项拓跋家族受到册封，也就是此后李思恭、李彝兴、李继迁、李德明和李元昊这一家人姓李的原因。对于唐朝来说，六胡州位于灵州和夏州之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些从西北塞外迁入中原边地的昭武九姓并非一朝一夕，照理也并非一定会是祸患。但是，历史又确实是在某个时候种下了因，方才在另一个时候结出果。若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在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也早有昭武九姓生活的移民聚落。在唐代，从碎叶一路往东，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炖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长安、蓝田、洛阳等地其实沿途各个较大州府都有昭武九姓的聚落。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多人。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末五代的占据沙州、瓜州的归义军首领曹氏家族，名义上宣称是内地亳州曹操家族后裔，事实上正是昭武曹国后裔。客观来说，显然安史并非是依靠这些散居各地的九姓族人酿成反抗唐朝的资本，但在某种意义上，安禄山的军队在约束管理上依赖部族色彩也确实很重，例如他也有发挥西域祆教的巫术色彩。绝不能等闲视之。从怛罗斯之战到安史之乱是一次连锁反应，也就是国际形势和内部问题相继发生，跟着回纥与内部藩镇完全将李唐的盛世之梦击得粉碎，尽管不久之前，上上下下还沉浸在唐朝繁荣开发，对外来文化非常热衷与包容的心态中，这一大转折貌似显得很有一些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