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中国人会唱他的歌,却不知道这个天才作曲家的悲剧人生……( 五 )


在这个珍贵的半小时里,妻子一直都在用泪眼看着丈夫,而丈夫从头到尾说笑话,用手拔弄着儿子的小鸡鸡对押解人员说:“你们看,我的嫡亲儿子,一点假都没掺,绝对是纯种,小鸡鸡也是歪的。”而且他当着押解人员的面,不断的拥吻妻子。在绝对禁欲的中国和绝对禁欲的年代,这简直是“无耻”,押解人员连忙宣布会见结束,把高如星匆匆带走了。
一半中国人会唱他的歌,却不知道这个天才作曲家的悲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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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如星与妻子王云霞合影
王云霞在当时曾经说过一句让人伤心欲绝的话:“我只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的这个人还囫囵个地活着。”而命运似乎故意和她作对,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属于她的这个人”变不存在了。

文革的第二年夏天,武汉造反派转入夺权,武斗开始升级。军内的造反派外出串联,被隔离的对象有过一段相对的自由,白天可以外出。我和高如星经常结伴同行,目睹了当时震惊全国的武汉事件的前前后后。
……有些孩子象在国民党统治下那样,学着三四十年代的革命者的样了,傻乎乎地迎着“百万雄师”的铁矛,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
……
武斗中,两伙庞大的人群都被打得伤痕累累,绝大多数人越来越糊涂,糊涂了就不那么认真了,应该说是好事。那些渐渐清醒了的少数,顿时放弃了“斗争”的热情,变成“逍遥派”,其中有些人即使是想当“逍遥派”也已来不及了,因为他们或是被掩埋了,或是被囚禁了。
……
我和高如星的短暂的有限的自由也随之而结束。重新被禁闭起来。……
1967——1968年,有一段时间高如星为了我和别人的问题远走北京上访。今天想起来实在是可笑之至,来自全国的上访者,竟然都以为北京有颗金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高如星在北京,和千千万万上访者一起,沿着红色宫墙竟日奔走,哪一扇门会真的为上访者开启呢?
从他去北京那一天起,死神就悄悄跟着他的同行者的阴影走到他的身边,他的同行者s是一个危险的朋友。
善良的人们啊!要牢记!虚伪的朋友往往就是死神的帮凶。北京上访回来以后,高如星也就失去了自由。

我和高如星都是被批斗的对象,一面挨批斗,一面劳动。批斗好几个月以后,进入外调阶段,我们相对就空闲下来,被交给各连的事务长管辖。开始,我在伙房担水、烧火,由于我改灶的成功,每天都能节约大量煤炭,炊事兵都来参观学习,事务长十分高兴,给了我一个新差使:买菜。非常巧的是,高如星也领了一份和我相同的差使,在另一个连队当采买。
第一次我和他在公路上会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们连那个小眼睛事务长极其尖酸刻薄,即使没有活干,也要让被审查对象在地上用辣椒、西红柿、苞谷米摆成革命标语。每天清晨五点,我就得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和他汇合,到十几公里以外援集市上买菜。买好了菜,我俩在回来的路边,找一个背风向阳的山坡,并肩躺在暖洋洋的青草地上,一面偷闲晒太阳,一面悄悄地神聊。
我们交谈的范围很广,从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到自己的感情生活。他是极其坦率的人,对我完全敞开胸怀,他谈到从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留学生向他透露的东欧普遍的思想波动,和东欧发生过的一些政治事件,同时也委婉地说出自己对中国正在进行中的运动的怀疑。当他谈到发生在东欧的那些难以想象的片片段段时,嗓音压得很低很低,我甚至吓得索索发抖。对于他过去那些被人们广为传说的感情事件,也一五一十、毫不保留地向我详细地叙说了一遍,甚至还谈到性。
在那个绝望的年代,他仍然想着和我的新疆音乐之旅。“啊,那里是一座丰富的音乐宝库。”使我感到特别沉重的是,他大声对我说:“我的头脑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丽的旋律,可就是他们因为极少数人喜欢听枯燥的口号,就让我把自己的喉管掐断!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