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商人的地位是在明朝时期逐渐提升起来的？( 二 ) 抹额|蓝氏|法宝|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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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儒家思想一直提倡以“抑商”为基本的治国理念，对富商也一直处于打击状态。比如，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曾经听从桑弘羊的建议，发布算缗令和告缗令，命令所有商人要向官府报告自己的产业，凡是超过二千钱的就抽取一百二十文税收上交国库，而一般的小手工业者就每四千钱抽取一百二十文，称算缗。同时并鼓励知情者检举揭发，规定凡揭发者可以获得没收财产的一半，称为告缗。一时间，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告缗成风，许多中家商户纷纷倒闭破产。虽然打击富商的举措可以暂时充盈国库，杜绝商人过度地剥削农民，巩固封建经济基础，但同时也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对于这种行为，明朝的理学名臣“丘濬”就提出了反对的思想。在明代的著名学者中，丘濬是对国有经济体系有过认真和理性思考的最杰出的一位。宋代的司马光曾经反对过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但相比这位，丘濬的思想更为深刻。丘濬在他的传世之作《大学衍义补》中有几段十分精彩的论述，反映了他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观思想。“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犹有其弊，况后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辈，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官与民为市，物必以其良，价必有定数，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而欲行之有利而无弊，难矣。政不若不为之为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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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剧照丘濬说，自从桑弘羊变法开始就有许多的弊端，更何况后来的人才干不如桑弘羊，所以，执行起来怎么有成效呢？一般老百姓在交易的时候，都是通过商品的好坏、价格的高低、公平的取舍来交易的，可是到了朝廷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交易，东西要好的，价钱又是定死的，而且执行者又有私心再加上诡计百出，所以要想达到公平的交易实在是太难了。因此，执政者还不如不来参与这些事情还好些。丘濬明确反对了官府经商的弊端，他说，这些商业经济活动是商人们的事情，作为政府，只管制定出相关的制度让人们自由经营，不必过多干涉就好了。接着丘濬又进一步提出了“安富”的思想。对于之如汉武帝等统治者打击富商的行为，他在书中说：“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丘濬说，这种把富人的钱财夺了，分给穷人的治国之策，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有人说，官府经营，这样以来那些商人就没有机会获利了，所得的利润就都可以归于国库了。对于这一点，丘濬也给出了反对的观点，他说：“商贾且不可牟利，乃万乘之尊而牟商贾之利可乎？……是以人君而为商贾之为矣。……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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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丘濬的反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反对朝廷政府干预市场的坚决态度，他认为，由至高无上的皇帝来获取商人之利这是极其丢脸的事情。然而，可笑的是，在丘濬去世以后的正德皇帝，果真成了与民争利大开皇店的第一人。他是历代君王中最喜欢赚钱的一个皇帝，当时的太监刘瑾更是公开“拍卖”官职，使得很多官员不得不举债行贿，时称“京债”。2001年太监刘瑾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为亚洲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之一。而随后更有正德皇帝的孙子万历皇帝，1597年向全国广派矿税太监收税，而征税的太监成了合法的强盗，终于惹下了“矿税之祸”，动摇了国之根本，拉开了明帝国覆灭的序幕。宋代时期，对于王安石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变法，他们当时只是看到变法当中的弊端，依然是以儒家思想的道德进行评判，并没有提出一些更有实质性的问题和思考。但丘濬则不一样，他在反对的同时，明确地将政府官员干预经营的弊端进行了辩论。丘濬的提出的“安富”之说，也可以说是当时社会思想转变的一个生动体现。据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余英时”考据，从明代社会可以看出，“士”与“商”之间的界限，比以前的朝代变得模糊起来，在晋商、徽商、江浙商帮云集的地方，开始流行一种“弃儒就贾”的现象。三、大儒家言论引发的“思想地震”——为商人正名江南地区，由于人口的激增，三年中，参加科举考试的1500名，能考上的也不过只有50人左右，成功率也只有1/30。又加上“弃儒就贾”的风气越来越来明显，所以，许多在科举上没有前途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只得回家从事务农和经商了。当时，民间还流传一句谚语：“士而成功也十分之一，贾而成功也十分之九。”江苏昆山一位名叫方麟的商人，曾经也考上了举人，是一名儒生，后来放弃了科举回去跟着妻子做生意了，当时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当儒生却去当一个商人？”方麟回答说：“你怎么知道儒生不能从商，商人又不可能是一个儒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