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仙芝|造纸术的西传之路，和一个在中国位高权重的外国人有关西域|中国|造纸术|粟特文|外国

_原题是：造纸术的西传之路，和一个在中国位高权重的外国人有关
纸之路，说的不是纸张的西传之路，而是造纸术的西传之路。
纸张自战国后期至西汉发明，又经东汉蔡伦改进之后，其实早就通过民间贸易和旅行渠道，西传至西域甚至更远的地方。
当年张骞通使西域，被太史公赞为“凿空” ，意思是华夏西北既遥远，又为异族所占据，还有连绵不绝的战争，对一般中国人来说，那里就像有一堵厚厚的墙，而张骞的通使之行虽未达成联合大月氏等东西夹攻匈奴的战略目的，却把那堵墙凿出个大洞，从此汉朝人就能在西域频繁出没了。
但其实，司马迁自己也写道，张骞“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 ，可见政治上虽然汉帝国很长时间里无法抵达西域，但来自四川等地的货物却早就在那里流通，这意味着无论地理险阻还是战争烽烟，都无法阻止逐利的商人出没在华夏帝国通往西域、波斯、印度的条条小路上，以长途贸易的形式，维系着一种非官方的“地下联络” 。
1907年，英国著名探险家、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一座汉代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7封古粟特文纸本信函，目前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这些信札写于西晋末年（约312-313年），出自往来中国和中亚的粟特商人之手，这些信件原本是要发往康国（即撒马尔罕）和安国（即布哈拉）的，因某种原因没能送出去。
后来粟特（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河中” ，相当于今天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的中亚地区）出土的17件纸质“穆格山文书” ，据考证写于约722年。吐鲁番地区（古高昌国）出土的西晋至隋朝的古纸中，写有波斯文、粟特文、希腊文、吐火罗文、叙利亚文、梵文等，说明纸张已为西域各国所用，只不过相对量少，所以金贵，使用范围还比较有限。
一直要到造纸术因为一个颇为偶然的机遇，逐渐西传至中亚、伊朗、近东、北非以至欧洲，以“引进技术”来“自主制造”的纸，才大量普及开来。
而纸一旦上位，很快便以席卷之势，取代了此前一切书写载体，让历史悠久的纸莎草、羊皮纸、泥板、丝帛等统统被淘汰。
【高仙芝|造纸术的西传之路，和一个在中国位高权重的外国人有关】这个偶然的机遇，要从一个在中国位高权重的“外国人”说起。
蕃将高仙芝
唐朝，众所周知，是中国历史上开放度空前绝后的一个朝代。其中一个最直观的“数据” ，是“外国人”担任省部级高官的比例（当然，元和清要排除在外，它们本就是“征服民族”建立的王朝）。
以相当于集省长和军区司令于一身的封疆大吏“节度使”为例，玄宗朝前后，官至节度使的著名“蕃将” ，就有粟特突厥混血儿安禄山、突厥人史思明和安思顺、羌人夫蒙灵察、突骑施人哥舒翰、高句丽人高仙芝和王思礼、契丹人李光弼、铁勒人仆固怀恩、龟兹人白孝德、粟特人李怀仙、奚人李宝臣等。
其中，高句丽人高仙芝，正是与造纸术传播之路关系极为密切的安西节度使，统辖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为总揽西域军政大权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之一。
高仙芝是个军事天才。所以在当今这个民族国家时代，中韩两国的民间历史爱好者之间，不时会为争夺高仙芝的“国籍”爆发冲突。在中国人看来，他既然是“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人，自然也算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韩国人看来，高句丽王国统治的地域地跨如今的东北和朝鲜，名字又和高丽一字之差，与韩国的渊源肯定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