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殷教授后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 二 )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被许

中国巨大的规模优势和长期在教育、基础设施上的巨大投入，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产业链转移规律。尽管近几年有人认为曾经发生在西方-中国之间的制造业转移，也会发生在中国-印度、中国-东南亚（尤其是越南）之间，但实际上转移的通常是加工与组装环节，而非整个产业链。这是因为现代制造业的关注点已经不再仅仅是主要局限于劳动力价格之上，而是越来越依赖完整而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完整的工业体系、稳定的能源与资源供应、不断升级的耗费巨大的基础设施，而无论是印度还是东南亚都根本无法满足这些条件。尤其是随着中国内需市场的不断扩大，全球的制造业更有可能围绕中国而循环，这意味着西方中心的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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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全球化所必需的全球安全体系，随着美国的霸权衰弱也呈现出显著的衰落。
近十年来，美国与其盟友在军费和责任分担上的不断争吵，反映出的正是美国的难负重荷。尽管特朗普的孤立主义经常被描述为任性的不靠谱，但美国的收缩早已经开始，甚至早在索马里黑鹰坠落的时刻就已经开始了。美国已经不再愿意为维护霸权的信誉而去付出太多。坦率说，美国的世界正在变小，而且随着俄罗斯和许多地区大国的复兴与崛起，它的帝国秩序正在越来越多地暴露出脆弱的一面。无论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顿涅斯克地区的攻势，还是叙利亚、伊拉克的混乱，都使得这种美国的有限性暴露的越来越明显。全球化安全结构的解体，也越来越强烈地刺激着各个国家、民族的安全感，并释放出强烈的地区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宗教极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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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就是支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方面，阿拉伯之春的悲剧性结局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新自由主义感到深刻的怀疑，认为其可能只是美国借以实现国家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另一方面，人类文化生产的激烈变革，也让新自由主义无论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在西方国家内部都面临越来越多的强大思想对手。纵观人类历史，国家观念的根本模式都是自上而下的，但是教育的普及与新媒体的出现正在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自媒体时代的舆论已经很难被公共知识分子控制，群众的文化生产能力正被释放出来。这在第三世界往往表现为强烈的民族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抗拒，而在发达国家则表现为民粹主义对全球化的猛烈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