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陶芬贝格|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为何失败了?这其中有着什么原因?( 二 ) 施陶芬贝格|希特勒|刺杀|二战

文章图片
7月19日，受难日的前一晚。黄昏时分，施陶芬贝格从班德勒大街的办公室打电话到维茨勒本位于远郊的私邸，通知他次日下午1点为“瓦尔基里”行动开始的时间。维茨勒本此时正与赫普纳、卫戍司令哈泽等30多位军官召开会议，大家都知道：明天将是许多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贝克和柏林警察局长黑尔多夫伯爵通过了最后几次电话，安排了一些琐碎事务;施陶芬贝格则留在办公室，起草次日向希特勒做汇报所需的文件。下班之前，独眼上校让自己的司机(他不知道“瓦尔基里”的秘密)去奥尔布里希特的副官那里取回了装有炸弹的公文包，送到贝特霍尔德的公寓。他本人直到晚上8点才离开班德勒大街，中途在一座小教堂里做了晚祷，随后在哥哥那里睡了最后一觉。
1944年7月20日，星期四，天气晴。清晨6点，施陶芬贝格的座车准时驶往朗斯多夫军用机场(今为柏林-舍纳费尔德国际机场的一部分)，上校身边坐着他的副官维尔纳·冯·黑夫滕中尉(WernervonHaeften)，这是一个年轻而热忱的密谋者，他的工作是在上校启动定时器时给予帮助。黑夫滕手里提着施陶芬贝格的公文包，包里除了汇报用的材料外，还有那两颗依旧用衬衣裹住的炸弹。半小时后，他们在机场与施蒂夫少将会合，在7点钟乘坐瓦格纳将军安排的一架He-111F-4型联络机飞往拉斯滕堡。10点过了没多久，飞机抵达距“狼穴”7公里的机场，飞行员事先已经接到瓦格纳的指令：中午12点一过，随时准备将施陶芬贝格送回柏林。
在“狼穴”的卫兵和其他军官眼里，施陶芬贝格的举止与往日没什么不同。在联络官的带领下，他和黑夫滕顺利通过了三道关卡的检查，进入了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局所在的2号安全区。上校轻松地在一棵橡树下吃了点早餐，随后去和守在电话交换局里的费尔吉贝尔打了个招呼，就到凯特尔那里参加通气会。凯特尔告诉他，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将在下午造访拉斯滕堡;虽然这位法西斯鼻祖此时已成为德国人控制下的傀儡，但希特勒从不放过这种宣示“友谊”的机会，一定要亲自去迎接。为此，原定的汇报会将从中午1点提前到12点半进行，时间也必须缩短。由于天气炎热、地堡的通风系统有问题，开会的地点从地下会议室移到1号安全区中心的临时小会议室。

文章图片
地下会议室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小房间，如果炸弹在那里爆炸，四处反弹的弹片将使所有在场者受到致命的创伤;而1号安全区的那个小会议室有10米长、4米宽，是一间砖木结构、外覆混凝土房顶的房子，面向草坪的墙上开了许多玻璃窗，会大大缓冲爆炸的气浪。对施陶芬贝格来说，这并不算最好的行动场所，但此时已无退路。12点25分，当凯特尔慌慌张张地催促他前往会议室时，施陶芬贝格却询问统帅部长的副官冯·弗赖恩德少校，哪里可以盥洗更衣，整理一下着装。对一个马上就要去觐见希特勒这个对仪表极度挑剔的怪物的军官来说，这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弗赖恩德不仅慷慨地把自己的休息室借给了施陶芬贝格，还答应会在会议室里给他找个好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