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深圳企业频频外迁：产业升级还是成本挤压？( 三 ) |产业升级|东莞|

此外，近年来飞利浦、三星电子、爱普生、奥林巴斯、霍尼韦尔等外企也陆续搬离了深圳。
很多深圳的优秀企业，在产能转移后，很快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 2015年左右，华为产业逐步向东莞转移。自2015年起，华为年年都是东莞市第一纳税大户。 2019年东莞市表彰主营业务收入前20名企业，华为系以4632亿元稳居第一。欧菲光产能转移到南昌，获得2019年“纳税先进企业奖” 。南昌欧菲光2019年营收213亿元，欧菲光年报显示2019年营收520亿元。总部在深圳的立讯精密， 2019年营收625亿元，但属于深圳的只有55.5亿元。
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
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生活成本上涨、土地资源有限，成为深圳在发展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企业外迁也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自发行为。深圳如何破解高成本挤压的“空心化”宿命？
“防止空心化？那平安大厦那个地方就不能盖平安大厦，那个地方应该搞一个大型制造厂，那样就不空心化了对吗？显然不是的。 ”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唐杰在接受证券时报采访人员采访时表示，人们应该首先理解空心化的定义，不要认为制造业就不是空心的，不是制造业就是虚拟的、空心的。我们正走向数字经济时代，大量跟数字经济有关的创新内容，要集中在深圳，那么占地多的制造业就要出去了。不可能说这个城市又要靠制造，又要搞创新，既要金融，又不能放弃制造。
“现在看看我们用的电脑，是电脑这个机子重要还是软件重要？是软件，这就是虚拟的，没软件，有电脑吗？我们现在说美国用芯片卡我们脖子，不研究芯片，制造业也发展不起来啊。 ”唐杰认为，深圳未来就要按照中央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尽快连通，形成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因为分工深化而带来的进一步的产业扩张和创新，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
历史上，深圳曾有三次制造业出走的危机，分别是1995年上半年， “三来一补”型台资、港资外迁；2003年左右，低端制造业外迁，仅有总部或研发中心保留；以及2011年到2012年，制造业成本高带来的外资陆续撤离。这三次的制造业撤离，并没有使深圳崩溃，反而使深圳从跟跑、并跑，跨跃到领跑。
杨海波认为，从决策者角度看，处在产业链核心地位的、代表科技竞争力的、影响未来发展方向的企业的外迁，要想尽办法挽留，保证深圳产业创新能力，比如要摸清有意向外迁企业需求（产业空间不足、租金压力等），在这基础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争取做到“有求必应” ，精准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对于一定要外迁的企业，借鉴日本“母工厂”模式，鼓励与支持企业将总部、研发及中试留在深圳，保证创新能力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