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已|花20万给顾佳放烟花的花炮厂老板,日子并不好过( 二 )


据2014年数据 , 浏阳、醴陵、上栗、万载等主产区 , 共吸纳70多万花炮从业人员 , 年发放社会工资达200多亿元 。 浏阳当地约30万农民从事花炮产业 , 另有10万农民从事与之相关的包装、物流等产业 。 花炮及其相关产业每年为浏阳农民带来的务工收入大约80亿元 。 2013年 , 浏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035元 , 位列湖南第二 。 [3]
但欣欣向荣的数据背后是黑色的现实 。
2007-2011年我国共发生烟花爆竹事故503起 , 造成998人死亡;其中较大事故86起 , 死亡372人;重大事故8起 , 死亡107人;特别重大事故1起 , 死亡37人 。 [4]
每到年关花炮销售旺季 , 也是事故高发之时 。 一次事故一次整肃 , 成了花炮行业的“节奏” 。 老板们都提心吊胆的 , 不知道哪天政府就一纸“停产整顿令” , 一切停摆 。
另一种黑色是空气中弥漫的粉尘 。 其实从1993年开始 , 行政就在劝退花炮行业 , 表现为不断出台的“禁放令” , 1993年至2005年 , 是“全面禁放” , 2005年之后才有些松动 , 改为“局部限放” , 花炮企业又能稍微喘口气 , 并以2008年奥运为契机 , 名利双收 。
但2012年PM2.5概念出世后 , 雾霾成了花炮行业的新紧箍咒 。
购买实名制、将违规燃放纳入个人信用记录等措施相继出台 , 城市对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再次收紧 。 截至2018年1月 , 全国共有803个县级以上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 923个城市限制燃放烟花爆竹 。 2019年 , 北京规定五环内禁放烟花 , 许可烟花爆竹零售点数量降至37家 。 2020年 , 北京实名登记烟花爆竹最小包装产品 , 青岛市从“限放”转“禁放” 。
花炮的销售失去了城市市场 , 开始向农村转移 。 2016年上半年 , 城市与农村销售量比为2:8 。 但近两年 , 烟花爆竹的“禁限放”已经开始由城市向农村蔓延 , 农村市场也快保不住了 。
花炮行业就这样随着政策的指针而摇摆 。
这令人联想到另外一个行业——煤炭 。 2000年左右黄金高峰 , 2008年后灰暗退场 。 同样是政策强相关 。
退出和转型也伴随着花炮产业的发展 。 那些花炮厂的老板们无法逃脱一个词的魔咒:夕阳产业 。

“夕阳产业”的命运都是相似的 。
从2009年开始 , 山西的小煤老板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 将煤矿卖给了国企和大企业 , 退出历史舞台 , 大型民营煤企被列为整合主体 , 开启新的时代 。
花炮行业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
2002年 , 江西决定在两年内全面退出花炮产业 。 其直接导因是2001年12月30日发生的万载爆炸事件 , 造成14人死亡 , 61人受伤 。 2000年 , 上栗县一家私人爆竹作坊爆炸 , 造成33人死亡 。
2013年年底 , 安徽省政府出台“45号文” , 要求一年内关停全省所有烟花爆竹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