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有爱就有遗憾|不可能存在统一模式，世界农业可分三大类( 二 ) 目前

一是“要素再定价”规律。由于符合农村外部资本要求的、规范的土地流转占比很低，导致能够用于支付农业资本化的成本所必须的绝对地租总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农业生产力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场重新定价，在这种“外部定价”作用下的农业二产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经过高，且仍在城市三产带动下攀高的要素价格。于是，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净流出。农业劳动力被城市的二产、三产定价，农业企业家进入农业跟农民谈判，其提供的一产劳动力价格就不可能被农民接受。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表明其竞争力丧失殆尽。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现在已被其它产业定价了，不能再按照农业去定价，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困境所在，农业产业化就失败在支付不起外部市场对农业要素确定的价格。
二是“资本深化”规律。只要推行农业产业化，就内涵性地体现着“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不断增加的规律约束。如果孤注一掷地推行美国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带来的相应后果，则是大部分过去在兼业化综合性村社合作社通过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条件下还能产生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畜禽养殖，一旦交给产业资本开展大规模“二产化”的专业生产，就纷纷遭遇生产过剩单一品类生产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高。如今，一方面是农业大宗产品过剩的情况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则是在城市食品过分浪费的消费主义盛行情况下，大部分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仍然几无盈利，中小型企业甚至债台高筑转化成银行坏账。
三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规律。在政府重视招商引资和企业追求资本收益的体制下，外部主体进入农村领域开展的农业经营，一方面会因为与分散农户交易费用过大而难以通过谈判形成有效的契约，双方的违约成本转化为市场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大多数规模化农业都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也带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也正是因为实际上无人担责的“双重失灵” ，使愈益显著的“双重负外部性”已经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
四是“比较制度优势”规律。农业企业走出去之所以遭遇很多失败，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经验的意识形态化解读，致使在话语权和制度建构权等软实力领域目前尚难以占据比较优势。何况，很多地方政府亲资本政策加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的企业文化，根本不适应国际市场上更多强调“社会企业”的主流趋势。走出去的企业家如果只会讲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在海外遭遇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