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欧洲探险家“攀登新山峰, 命名新海洋”? 本土人民怎么算? 欧洲|海洋|本土|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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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问题不是吹毛求疵，更不是否认他们的努力和壮举为人类做出的贡献，而是有其必要性的质疑。如奥登诗中所说，此类英雄故事的共有要件之一往往是，作为传主的探险家们“攀登新的山峰，命名新的海洋”。抱着对科学知识积累充分的尊敬，我们不得不意识到，果然如此的话，此处存在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当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说19世纪后期纯粹未知的大陆和民族已经极少的时候，他指的仅仅是对于欧洲人而言的已知或未知。但换一个角度，我们一样需要意识到，对于澳大利亚本土的人民来说，即使他们未曾有过一次性穿越大陆的壮举（姑且如此认为），对澳洲大陆上的山脉、大陆周边的海域，他们至少会在不少情况下有他们自己的叫法。当欧洲的探险家们一路走来、命名世界的时候，对本地人民的探险和发现如果不是全然忽略，至少也是无暇考虑的。
近现代以来以欧洲为主体的探险活动，以其特定的知识求取标准，确实对积累有关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一旦从媒体和大众对文化英雄的塑造来看，纠缠其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偏见也就逐渐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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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欧洲探险家“攀登新山峰, 命名新海洋”? 本土人民怎么算?】也从这个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一下欧洲人对西藏的“探险”。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介绍西藏的时候说，和阿拉伯地区不同，西藏“长期处于孤立状态”。孤立自然是个相对的词语，而且对于中原地区而言，固然因为地理的因素，交通并不容易，中原与西藏的交流至少在欧洲人到来的时候是比较畅通的。中原，至少是清王朝对西藏的了解也是比较充分的。只是欧洲“探险家”们基本上不会考虑借道中原，借用中原已有的关于西藏的知识，而是尝试以自己的方式进入西藏，“为了人文研究和知识的目的”。在初期，清政府并没有对外来的传教士等加以特别严格的控制，到19世纪末期清政府对外国人入境藏区有所收紧之后（除法国之外的他国传教士禁止入内），欧洲“探险家”的办法先是伪装，然后就直接借助于暴力了。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这样的过程应该说是值得深思品味的。
回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探险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正如今天的一些欧美史学家所做的总结一样，那是一个为全球自然与社会知识的积累做出巨大贡献的时代，所有受惠于全球知识的后人都需要以客观的态度做出正确的评估。另一方面，在面对当时探险家故事的个案之时，也必然会出现一些困惑。因为很明显，并非所有的故事都如美好的总结那样干净整齐。正是在这纷乱之中尝试寻找理解当时探险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文化英雄的塑造至少和客观知识的生产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