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北宋的募兵制度——是北宋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 募兵|禁军|积弱|北宋|制度|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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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朝派遣禁军出外戍守，却又采用“更戍”之制，基本上每三年变更一次防地，以求收取“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效果。然而这样施行之后，并没有持续太久，其弊病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当宋太宗于雍熙三年(公元989年)第二次向北出兵，意图收复燕云诸州，不料又大败而归之后，于端拱二年(公元989年)下诏要群臣上疏论列“御戎之策”，户部郎中张洎在奏章中举述了两年前战争失败的多种原因:臣顷闻派州之战，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O到仁宗庆历之初(公元1041年)，北宋与西夏进入了长期军事相峙状态，而历次战役，总以宋军吃败仗次数为多。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在这年上《论兵策十四事》，其中第十事记载为:主将用兵，非素抚而威临之，则上下不相附，指今不如意。……昨任福在庆州，蕃汉渐各信服，士卒亦已谙练，一旦骤徙泾原，适值贼至，麾下队兵逐急差拨，诸军将校都不识面，势不得不陷覆。今请诸路将佐，非大故毋得轻换易，庶几责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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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开国初期，对于其所招募到的禁军还肯依时加以教阅，到后来，屯驻各地的禁军将校，对所谓教阅训练等事，大都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并不肯认真严格执行。“骄惰”到何等程度呢?单就驻在首都的禁军来说，就已出现了如欧阳修在《原弊》(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外集》卷九)一文中所说的情况: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在首都的尚且如此，在外地诸路州郡的更不问可知。在与辽政权的疆界相毗邻的河北、河东诸路，按道理是最应把驻军精加训练的吧，却又怡恰相反，自从在公元1004年宋辽签订了“澶渊盟约”以后，北宋王朝唯恐辽朝抓到口实，藉故挑衅，对于北方边防沿线的守军，竟至连教练也不敢进行，连营寨和防御工事也不敢修葺。这不是心甘情愿地要在军事上出现“积弱”的结局吗?而这个结局也果然到来了。在田况所上《论兵策十四事》中，所述与西夏作战的北宋骑兵的情况是:沿边屯戍骑兵，军额(按:即番号)高者无如龙卫，闻其间有不能披甲上马者；况骁胜、云武、武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以贼甲之坚，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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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以具有上述种种弱点的军队想战而必胜、攻必克，那只能是梦想。于是，在多次接触的过程当中，辽与西夏的部队全都深知北宋禁军之并非劲旅，因而也全都不把它放在眼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1040四月乙已所载:诏河北都转运使姚仲孙、河北缘边安抚使高志宁，密下诸州军添补“强壮”(按;此为河北乡兵名称)。初，知制浩王拱辰使契丹，言“见河北父老，皆云契丹不畏官军而土丁。盖「土丁天勇，乡关之地，人自为战，不费粮康，坐得劲兵，宜速加招募而训练之”。故降是诏。在王拱辰指出辽人“不畏官军”的事实后，北宋王朝立即下诏在河北添补土丁，可见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对于禁军也是缺乏信心的。至于西夏人对于北宋禁军，那就更加轻视了。《栾城集》卷二一记载苏辙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的《上皇帝书》中说道:“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