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罗马新贵如何避免像旧贵族那样迅速衰落?这个制度很关键!

对罗马的新贵而言,如何避免像旧贵族那样迅速衰落成为重要课题。其中对罗马政治经济影响巨大的人身依附关系,即门客或者说被保护人制度以及释放奴隶制度起到了关键作用。
对于罗马的贵族而言,除了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外,依附于自身的被保护人或者说门客,以及释放奴隶仍然会算作本家族的一分子。事实上,释放奴隶本身就是罗马贵族门客的一部分,只不过相对于一般的门客,释放奴隶通常会获得前主人的家名。门客或者说被保护人在罗马历史上由来已久,《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21款规定“任何欺骗自己门客的保护人都要受到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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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相关制度在共和初年逐渐成熟,此时罗马社会恰恰是从氏族社会转向奴隶制城邦国家的大变革时期,早期氏族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度开始瓦解,而罗马扩张不足导致依赖大量奴隶生产的奴隶主田庄难以出现。因此罗马控制区域中出现了大批小块田产,掌握大量小块田产的贵族不可能事必躬亲,干脆将土地租给外国新移民、贫困平民甚至是私生子,这些人具有人身自由,但他们宁愿放弃部分自由向奴隶主贵族换取土地。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罗马的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前者奴役后者,更多是一种依据双赢和社会道义形成的独特人身依附关系。而共和初年罗马贵族与平民对抗的大背景也使得元老院有意识地开始强化贵族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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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史学家狄奥多罗斯曾记录过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利用释放奴隶和被保护人自组武装来对抗平民的言行,这位保守贵族甚至宣称他愿意为被保护人偿还所有债务,只要这些被保护人愿意为自己作战。在平民动辄以撤离罢战的方式对抗元老院的时期,贵族们的被保护人和释放奴隶是罗马军队的主力之一。
除了为保护人作战外,被保护人和释放奴也会通过身着丧服聚集在司法审判和公民大会现场为保护人充当后援。当平民对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克拉苏发动控诉时,他的被保护人在其伯父盖约的带领下到公民大会现场试图为阿庇乌斯求情。随着保民官甚至平民贵族崛起,被保护人也成为贵族操纵选举的良好工具。李维曾经指出:“贵族利用被保护人的选票把他们喜欢的人选为保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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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被保护人实际上也是平民,因此 《李锡尼—绥克斯图法案》后许多被保护人选择变为平民,事实上放弃了与原本保护人的人身依附关系,仅保留原属于保护人的贵族姓氏。这种情况在公元前3世纪后越来越普遍。但在罗马社会内,被保护人尤其是释放奴家族仍然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歧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传统上被释奴的子女和财产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主人。只不过在公元前3世纪后,这种不成文法似乎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