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 二 ) 敌人|王陵基|万源|刘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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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六路围攻”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万源一带的决战防御。那已是刘湘的第四期总攻，重点是要在东线夺取万源。敌第五路军总指挥王陵基在第一期总攻中因作战失利被撒了职，换上了唐式遵当第五路军的指挥。刘湘还把他的高级顾问、江湖术士、号称“神仙”的刘从云搬出来任前方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他们以八九个旅的兵力进攻大面山、甑子坪、花萼山、孔家山等地，孤注一掷，企图从东、南、西三面形成对万源的围攻，在东线把我们打垮。我们逐次收紧阵地，也到了无可再收的极限。假如万源失守，我军就有被敌压出川北的危险。敌人拼了死命，我们也拼了死命。这是关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次决战，不拼命不行啊！但是，不论敌人的进攻如何凶猛，我们的部队何等疲劳，我们总是用少量兵力置于一线，凭险抗击和消耗敌人。主力部队则放在二线，准备反攻。那一带的山很高，林又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利于红军坚守。近战是红四方面军的特长之一，防守的部队都是等敌人攻到面前再打、再拼，有时还短促出击一下。我们一个营的兵力守住一个方向，敌军整团整旅地攻来攻去，就是攻不下来。徐深吉同志带着一百二十来人的教导队守在山上，对付敌人一个团，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可敌人还是攻不动。部队真顽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粮食少，吃饭很困难，有时连山芋蛋也吃不上，稀饭也喝不上，靠野菜充饥。天气又热，蚊虫又多，医药又缺，弹药又少。我们靠什么和敌人熬呀，就是靠党的领导、靠士气、靠勇敢、靠智慧、靠上下一心、靠平素养成的过硬战斗作风。打起仗来，部队没有股硬劲、狠劲，是不行的。那时敌人在我们的前沿阵地上死的是一堆一堆的，连尸首都来不及拖走。万源保卫战，是积极防御中的一个决战防御，打得极其艰苦。敌人筋疲力尽，我们也是筋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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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就产生了问题：这个仗能不能继续打下去，这种打法行不行？西线的树声同志那里，兵力单薄，主要是招架、牵制敌人；东线这边，不仅要顶住敌人主力的进攻，还要准备反攻。有的同志感到，顶下去太困难，主张兵退汉中。实际上，当我们感到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往往也正是敌人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打仗，就是要熬得过这个“最后五分钟”。我们一方面咬紧牙关，硬着头皮顶住，不退，一步也不能退。退到汉中，我是坚决反对的。另一方面，准备反攻。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人的兵力部署一清二楚。从情报中得知，南天门那里是原刘存厚的部队驻守，兵力薄弱。刘存厚是让我们打怕了的，怕得很。我们决定，以南天门为突破口，发起进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主力部队仍放在二线休整，不到反攻时刻，绝不往外拿。反攻的力量，是早就准备了的。南天门在万源西南的青龙观，我到过那里，山非常高，悬崖峭壁。晚间战士们出去放哨或解手，一不小心滚下山去就完了。其地势险要，可想而知。这个最险要的地方，正是敌人守备最薄弱的地方，战斗力最差的地方，是谁也想不到红军会进攻的地方。于是我们就把反攻的突破口选定在这里。我事先去看了地形，记得有九军的孙玉清同志在，还有四、三十军的同志们。总部下了决心，从青龙观突破，部队作了充分准备，决定夜战，奇袭。这一战很成功，一突破就像把刀子迅速插进去，敌杨国祯旅大部被消灭。我们乘胜追击，猛追，饭也顾不上吃。敌人的一个团长还在打电话下命令就当了俘虏。如果我们兵退汉中，那就坏了，不仅不会出现反攻的局面，而且很可能连立脚之地都没有。打下去，插进去，还不能消灭敌人的主力，这仅仅是突开了一个口子。把守阵地的敌军消灭了，把敌人增加上来的预备队消灭了。而刘湘的主力还没有动，我们还没有咬住它。所以，插进去以后，就要迁回包围，消灭刘湘的主力。你突破，不就是为了创造迁回敌人的机会，包围和消灭敌人，争取反攻的全胜吗？但这时，又发生了问题。究竟是左旋，还是右旋？左旋向东，东边是刘湘的主力一、二、三师；右旋向西，西边是范绍曾师，不是敌人的主力。我和陈昌浩、李先念同志商量，坚决主张左旋，旋刘湘的主力。这三个师是刘湘的王牌部队，全新装备，攻到了万源一线，还没有退下来；东面的阵地呈斜形，我们插下去，越过一条小河，卡住山口，敌人退下来，必然被我们堵住。他们想通过，就得攻坚，那样的地形，攻坚谈何容易呀。显然，左旋地形有利，又能消灭刘湘的主力，机会难得。如果我们搞掉了刘湘的三个师，他要恢复元气是很困难的，这是左旋的好处。右旋旋什么？旋范绍曾师。右旋向西，西面敌人撤退的路线和我们追击的路线处于平行地位，地形也很不利，你还没有旋过去，敌人就能跑掉。而且，他们又不是主力部队。我们在前面，决定东旋；张国焘在后面，来电话要求西旋，电话里讲来讲去，弄了大半天，就是讲不通。他是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不听他的命令不行呀。最后，我们只好向西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