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瘟疫，战争中最可怕的“生化武器”( 二 ) 高薪|瘟疫|战争|生化武器|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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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上文就已经说过，以瘟疫为武器，并非是蒙古人的首创，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游牧民族的“智慧结晶”。早在汉朝时期，匈奴就已经有使用“细菌武器”的记载，“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通鉴》记载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见瘟疫对于攻击军队确实是有效的，霍去病年不及三十而亡，与此不无关系，据史记记载，“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霍去病一直坚持就食于敌，使得匈奴的计划成功，军中染疫非常正常，霍去病归国之后的暴毙，从症状来看很像是烈性传染病，而且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可以夺走30岁不到的绝世猛将的生命呢？更糟糕的是，归国的汉军士兵，在无意中带回了这种病菌。匈奴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随着讨匈军士的回归，这种伤寒开始在中国反反复复的流行和消失，频频不已，绵延不断，直到东汉末年，张仲景写出《伤寒杂病论》才有了相对科学的治疗方式，张仲景之所以会全身心的投入有关伤寒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其妻子儿女都因伤寒而死，瘟疫给中国带来的伤痛可见一斑。在《伤寒杂病论》出世前，东汉帝国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救援措施，于是，在瘟疫横行的东汉末年，就滋生了另外一个事物。没错，当瘟疫来临，并不是一切都会灭绝，也会在暗地里哺育一些东西。这就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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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匈奴人在多次战争失利后，选择向西迁移，于是将瘟疫传入了毫无准备的罗马帝国，随后，基督教就因此一跃从邪教成为了罗马国教。瘟疫与基督教兴起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在绝望中，病人和未发病但踹踹不安的人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天神能收回对世人的惩罚。因此，各种宗教在瘟疫时期就兴盛起来，尤其是基督教，因为基督教会对病人提供基本的护理，使得不少人生存了下来，这些因基督教提供的基本护理（食物及水）而活下来的人，就成为基督教的死忠，当漫长的疫情退去，基督教已经是罗马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教了。无独有偶，张角的太平道的发展模式与基督教一模一样。几乎和基督教的行径相同，张角和他的弟子也为世人提供医疗（符水、咒语），并且因此救活了不少人，随后张角的太平道就这样野火燎原，最终大贤良师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宣布起义。等到黄巾之乱被平定，三国乱世的序幕也被彻底拉开了，常年的战乱，使得瘟疫更上一层楼，魏晋南北朝佛道流行的原因，就在于此，在无边的绝望中，人总要找些灵魂的寄托，宗教则是大部分民众最容易接触到的，所以新冠疫情一来，韩国的新天地邪教就作妖，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实际上，瘟疫并不仅仅只是病而已。威廉·H·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写道：“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正因瘟疫对国家的巨大影响，古人很早就开始了对于瘟疫的治理，包括顺应节气、注意公共卫生、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处理尸体等等。在人类的文明演进历程中，瘟疫已经并非是一种时不时出现的现象，而是一种会深刻影响到文明演进的状态，改变文明的形态、改变文化的形态，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这就是我想说的，要从新的角度去认识瘟疫，而不仅仅是病。参考资料：《汉末三国之际瘟疫探略》秦妍《浅析古代欧洲瘟疫的流行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从雅典瘟疫—查士丁尼瘟疫》吴春妍《瘟疫与人》威廉·H·麦克尼尔《战争与瘟疫》徐焰策划：鱼羊史记监制：鱼公子撰文：未定君制作：吃硬盘吧、发达蚊本作品版权归「鱼羊史记」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欢迎转发朋友圈。本文作者原创，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