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式自由滑向欧陆式自由是一个历史的趋势?( 二 ) 自由的“历史累积性”我们如

洛克写《政府论》是在光荣革命左右，但是洛克所倡导的那些最基本的政治原则——经过同意才能统治，社会契约论，财产权、人权等等，这些东西在此之前四五十年已经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英美的政治实践和地方自治当中了，而并不是洛克这样的启蒙思想家发明了一套观念，然后启蒙大众，很大程度上，像洛克这样的人把英国这种已经延续了很多年，可能是几百年的理念，总结提炼出来写了一本“旗帜鲜明”的书。这就是英国历史的延续性。我们不知道质变到底发生在哪儿，因为我看到的英国，过去一千年的历史都是在一个不断量变的过程中。
两种基因：杨树与槐树
了解了英国历史的这种延续性和累积性，会让你对非英语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政治转型有多困难感到悲观，因为基因完全不同。我说这个基因不同是什么意思呢？比如今天我们看到，全球化似乎使我们和英美国家人民的生活形态非常接近了，至少城市中产阶级来说，似乎生活都差不多。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政治文化而言，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和英国的距离，可能大于今天的英国和一千年前的英国。什么意思？英国今天的政治文化，如果说它是一棵杨树的话，一千年前就是杨树的种子。种子和树的形态非常不同，但毕竟是杨树的种子，而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更像一个槐树。这是一个质的不同，不是一个量的不同。
为什么说政治文化的基因不同？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比如沉默权。大家知道美国的宪法修正案第5条里，有一个条款是“不得强迫嫌犯自证其罪” 。大家最熟悉的好莱坞电影，里面经常有所谓的米兰达警告，警察说“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你所说的所有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这样一个叙述，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再往前英国的权利法案里有没有这个我不太清楚，但应该有或者包含这个元素。拿中国的历史或者现状来比较，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东西，中国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电视里也经常看到“你招还是不招？” ，虽然我自己是一个所谓博士，但我也是近十年左右才意识到“坦白从宽”这个词有多么凶恶，它基于对人的基本权利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设。这是沉默权的例子。
再比如陪审团。我刚才讲到的《大宪章》第39条，说一个人不能被随便剥夺他的权利和财产，这跟我们的文化也是格格不入的。中国历史上的审判，对我们制度的想象，最好的也是像包公这样的清官来断案，但是包公再善良再清明再廉洁也不会想到，让犯人同村的人、同类的人来审判，他没有这个飞跃。清官思维本质上还是一种垂直型的权力结构，而从垂直化的权力结构到水平化的权力结构，这是一个飞跃。我们在过去一两千年里没有实现这个飞跃。
我再举个例子，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抗日神剧，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几乎所有的民族英雄，岳飞、袁崇焕、文天祥都是民族主义的英雄，这是我们对英雄的理解。但是你去看这本书里讲到英美战争的时候，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细节我印象非常深——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想象在英国可能会迸发出英国人民热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按照我们的思维，领土主权完整神圣不可侵犯嘛，怎么能让你随随便便独立出去？但是事实上，书里讲到研究发现当时在英国本土，支持保皇党和在北美殖民地的比例是一样的，都是百分之二三十左右托利党人。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个画面，但是在英国当时就是这样。对他们来说， 18世纪的时候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就已经非常清晰了，这又是政治文化基因非常不同的一个表现。
正是这种基因的不同，导致了我刚才说的悲观。为什么中国在过去一两百年，在鸦片战争的冲击之后，我们的转型如此困难？就是因为转基因的改造是非常困难的。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既没有转出来，但是我们又退不回去了。这种既没有出来，又退不回去的瓶颈状态，你甚至可以从满大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看出来。一方面，我们反对“西化” ，要捍卫中国特色，今天在微信上还看到“旗帜鲜明的反对私有化”；另一方面，我们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里面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 ，有所有的这些西方进口的词汇。也就是说，虽然说有一些人可能对这些词汇的理解不同，但是他们也认可了这些词汇本身的合法性。大家知道，今天哪怕是在北朝鲜这样的国家，也有选举。这就是西方话语全球化的后果。在康熙年间或者乾隆年间，皇帝为了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可能想到要休养生息，要减税，但是不会想到搞一个伪选举，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种合法性话语的转变，就体现了英国文化的影响力。但是，接受了这个话语，又不能真正从制度上消化这个话语，这就是我说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