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十到十二世纪女真与党项的“髡发”习俗女真古代中国北方各族群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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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
古代中国北方各族群的发型发式各异，有“结发”、“拖发”、“椎髻”、“披发”、“断发”、“剪发”、“绳发”、“索头”、“髡发”等等。这些发型发式存在两个基本区别：蓄留全发和剃发。蓄留全发是指对头发剪剃一少部分，留有一大部分，任其自然生长，但可以结辫，例如“拖发”、“椎髻”、“披发”等等;而剃发则是剔除大多数头发，往往表现为短发、寸头乃至秃发，比如“断发”、“髡发”等。
髡发，是指剔除部分或者全部头发的发式，留有的头发可以结辫或者自然披散。从辽庆陵壁画和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绘画《水月观音》等考古资料来看，在十到十二世纪，北族的发型发式虽各自仍有差异，但几乎都具有了“髡发”这一基本特征，活跃的代表即是契丹、女真、党项以及蒙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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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姬归汉图
在金代张瑀的《文姬归汉图》中也详细描摹到金人的发式发型，图中一共有十二个人，其中在整个队伍后半段的胡人官员的发型特点最为突出：前额头发剃除，后面头发留长，辫成两个细长的辫子，这是十到十二世纪女真族人的典型发行之一。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关于北方民族多髡发的原因主要包含信仰和现实两个方面。首先，不少民族都就将头发被视作人的灵魂寄所，弗雷泽《金枝》一书中认为：“原始人相信自己人体各个部分同自己有染触关系，即使那个部分已从身上脱离出来，这种染触关系依然存在， ”[1]虽然不存有全部头发，但头发依旧被看作身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可以具体表现在清宫档案记载：“有跟随将军明瑞之蓝翎侍卫三保家人书克翁，将明瑞身躯掩埋，将发辫、扳指、带子带出，并将总督印信令三保等赍送永昌，给予驿马赴京，恭候皇上询问。 ”[2]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人心中，发辫是人灵魂的象征之一，不可忽略，而髡发恰恰可以留有头发，满足人体的精神需求;其次，女真等游牧、渔猎民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常年以打猎为生，避免不了与野兽的搏击，而髡发的发量少，发辫轻，有利于打猎，髡发轻快、方便、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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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到十二世纪，髡发大都剔除头顶头发，但具体形态又有所不同，形式多样。《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女真）男子辫发垂后，耳饰金环后颅留发以色丝系之，富者以珠玉为饰。 ”[3]女真族髡发多为剔除头上其他部位头发然后蓄留颅后头发，结成下垂发辫。女真发式虽亦为髡发，却与契丹发型发式颇有不同。而北宋曾巩《隆平集》书：“（西夏）文人服靴笏幞头，武臣金帖镂冠，衣绯衣，金银黑束带，配蹀躞，穿靴，余皆秃发，耳垂环。 ”[4]与女真發式又有所不同。
西夏人以髡发发式为主的原因，与西夏的“秃发令”有莫大的关系。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元昊命令其属下臣民秃发，称为“秃发令” 。《续资治通鉴长篇》即载：“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5] ，可见这一政令实行之严苛与急促。然而，西夏境内的党项人大都为羌人后裔，或羌化严重的鲜卑后裔，在元昊“秃发令”前，其普遍的发型发式也为羌人常见的披发，这一点当是确实无疑。 [6]依据一些学者的说法，秃发是恢复了拓拔鲜卑的“旧俗” 。 [7]然而，且不论元昊所部是否为拓拔鲜卑之后，拓拔鲜卑的“索头”是一种蓄留全发的发式。 [8]
因此，元昊下令秃发，不应当是模仿鲜卑发式，依据传世画作以及考古资料来看，其秃发样式更像是模仿契丹髡发。元昊自认为拓跋鲜卑之后，《宋史》载其向宋廷上表云“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 ”[9]然而，北魏拓跋鲜卑的发型发式本为披发（索头），元昊却下令秃发，其发型发式又颇类契丹，这很可能说明元昊一方面自认为自己是鲜卑之后，然而关于鲜卑旧俗却知之甚少，遂模仿当时较为常见的、象征北族胡人的契丹式的髡发，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元昊自觉为拓跋鲜卑之后，却对契丹式的发型发式生了某种“认同感” ，并不惜用行政手段来强制推行之——这一现象可以贴切地反映一种发式形成的背后，种种政治话语的交互和错位。到哲宗时期， “环庆路熟户捉生伪冒、改名、剃发、穿耳、戴环、诈作诱到西界大小首领”[10] ，说明起码到哲宗时期，西夏人秃发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西夏人将秃发这一习俗一直保留下来，而并非只是慑于元昊一时之威，或许可以说明这种认同似乎相当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