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孙迦陵：大选前夕，特朗普何以失守伊朗武器禁令？( 二 ) 禁令|前夕|何以|特朗普|巴列维

文章插图
巴列维王朝（资料图）1960年代起，中东开始沿着美苏势力范围，裂解出两大阵营，一方是受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势力，包括埃及、叙利亚、南也门等，各国使用苏式军火，实施部分社会主义制度；一方则是与美国交好的伊朗、土耳其、以色列阵营，此方使用美式军火，并在立场上倒向西方。然而美国一心防堵苏联，却没料到伊朗的最终叛离，原因不在共产主义渗透，而是一场始于1978年的内生革命。这场革命虽被外界统称为伊斯兰革命，其动因却远比前称复杂。首先，在巴列维国王统治下，伊朗都市享受着石油经济红利，农村却深受分配不平等的侵蚀与剥削，阶级对立日渐严重；其次，巴列维王朝承继立宪运动的西化传统，压抑伊斯兰的政治与社会角色，致使宗教势力大为不满，认为伊朗正受西方精神污染。此外，由于巴列维立场亲美，自由民主等话语自在伊朗社会漫天飞舞，反君主专制的自由派由此崛起；而伊朗位处美苏前线，反美反帝的左翼团体也在学生间生根，并散入中产阶级的隐匿角落。上述势力各有议程，意识形态也不尽相同，却恰好在推翻国王上形成共识，故能汇为革命浪潮，促使巴列维流亡海外；革命期间飘扬的反西方、反帝、反剥削、反世俗化口号，也尽被神权政府收拢，凝为“反美”二字，作为执政的正当性根源。而论及伊朗神权政府建立者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其本只是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新首相巴赫蒂亚尔（Shapour Bakhtiar）邀其回国时，仅是想让其在圣城库姆成立类似梵蒂冈的国中国，以安抚宗教势力，却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随着霍梅尼在政治权斗中过关斩将，宗教势力自也席卷政坛，神权政府最终肃清了自由派与左翼政治势力，反美不仅成了国策，也渗入社会与知识界，成为伊朗不容挑战的政治正确。综观上述发展，伊朗的反美情结杂揉历史、宗教、经济、民族、内政等元素，并非民主与共产、美国与苏联等二元结构所能简单动员，自也难随冷战消融；此外美国在伊朗革命后屡兴制裁，重创伊朗经济，甚至击落伊朗民航机，种种举措看似打击伊朗，实是在替反美正当性添柴加火。长此以往，神权政府即便存在话语垄断危机、经济困境、治理弊病，却总有美国的吊诡助攻相救援，双方因而共构一段敌意高涨的依存关系，直至今日。一击未成，免疫再起对美国而言，伊朗的反美现象难以瞬间逆转，过度施压又只会巩固神权政府的统治，故最上策应是以张弛有度的政策，力求“有感施压”，从而迫使伊朗温和派坐上谈判桌，既换得美伊妥协后的政治均衡点，也减缓伊朗反美力道，2015年的JCPOA即为一例。彼时美国经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骚乱，已无心恋栈中东军事泥淖，又不愿将大好江山拱手他人，便以外交仲裁推进政治影响力。故在伊核问题上，奥巴马先以制裁棍棒教训伊朗，又频频释出谈判讯号的胡萝卜，最终成功获取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为首的伊朗温和派信任，以暂缓对伊制裁，换到核计划的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