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大唐往事(278)极盛而衰的唐朝疆域大唐|李治|极盛|往事|疆域|唐朝

第二篇盛世欢筵：权杖的游戏（70）唐朝丢掉辛苦得来的百济，以及高句丽南部领土，一个原因当然是李治的半岛战略出了问题：假设当初没有灭掉百济，而是集中力量对付高句丽。那么在李勣平定高句丽后，新罗绝不可能和唐朝翻脸、抢夺高句丽领土。相反，他还要巴结唐朝，以对付百济，和百济背后的日本（倭国）。这样，唐朝继续在新罗、百济间当裁判的同时，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战后重建环境。唐朝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战略评估出了问题——对自己实力估计过高。美国人也曾经犯过，或者说仍然在犯同样的错误：提出要同时打赢两场、甚至两场半战争。战略指导不是说说而已，有了这个指导，势必要有对应的资源投入和战备维持。而且这两个、或者说两个半敌人在哪儿呢？当你磨好刀的时候，看谁都像是敌人对吧？于是这里也准备那里也准备，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军引以为豪、我们一些人也津津乐道的‘全球到达、全球存在’。几十年下来，对国力是种极大的损耗。所谓‘好战必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唐朝当时的目标差不多：同时打赢两个方向的战争——东方的，和西方的。东方打百济、打高句丽，几乎就没停；西突厥旧境，又不停地派兵平叛。一个国家的力量终归有限，当再次面对青海方向吐蕃的进攻时，唐朝不得不采取守势。吐蕃则抓住时机，一举攻灭吐谷浑统一青藏高原。下一步，将在西域（新疆）与河西（甘肃）两个方向对唐朝发起攻势。吐蕃的进攻，直接威胁唐朝的统治重心关中，为此，不得不抽调大批兵力应对。连安东军区司令薛仁贵，都被抽调前往青海战场。捉襟见肘之际，东方防线很快失守。这就是陈寅恪先生说的：“唐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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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白话资治通鉴》2012年，美军对传统的“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战略进行调整，改为“打赢一场战争，同时拒止另一场战争”。讲白了，就是不要心那么大，一次只在一个地方打，其它地方稳住阵脚就行。仪凤三年（678年），也就是安东都护府从平壤撤至辽东（辽宁辽阳）后的两年，李治心有不甘，再次准备发兵讨伐新罗。“上将发兵讨新罗。侍中张文瓘卧疾在家，自舆入见，谏曰：‘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胜其弊。’上乃止。”这里张文瓘建议、李治最终采纳的，正是这样一种‘一次只打一场战争’的战略。这是对现实的一个妥协。但这个妥协还是来得太晚。当年九月，宰相李敬玄率十八万大军与吐蕃战于青海，大败，前锋大将军、工部尚书刘审礼都作了俘虏。‘上以吐蕃为忧，悉召侍臣谋之，或欲和亲以息民；或欲严设守备，俟公私富实而讨之；或欲亟发兵击之。议竞不决，赐食而遣之。’李治召集开会，研究新形势下的战略问题。会开了半天，发言的很多，但就是形成不了决议。为什么形成不了决议？是这些人水平不行吗，他们都是朝廷大臣，个个有两把刷子。主要还是局面太烂，确实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包括李治自己，听半天也拿不定主意，只好大家吃顿工作餐散会。两头出击，到头来是两头受累。一个简短的小结：唐朝东西两线作战，没有很好地注意节约兵力，尤其是打百济，战术上成功，战略上失败，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在东方，造成新罗独大；在西方，助长了吐蕃的崛起，不但成为重大而急迫的威胁，同时极大改变了唐朝的战略态势和历史走势。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历史的事实，就是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是后来人的一个总结；另一种是历史的可能：风云际合、击水中流，是当事者的一种决择。作为历史的事实，我们慨叹唐朝双线战略的失败；而作为历史的可能，我们敬佩先人的勇气和牺牲，他们为大唐的安全和强盛，已尽到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