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他开创的王朝存在190年，在二十四史中却没有位置( 三 ) 位置|开创|李元昊|中却|曹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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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昊称帝仪式图源/纪录片截屏04. “反宋”与“仿宋”早在1032年，李元昊继位后，他就开始了一系列“反宋”操作。中华大地上的边缘族群，在历史上很少“被看见”。即便“被看见”，也是以“汉化”为前提。因为汉族文明太强大，具有无穷的同化能力，任何族群与汉族文明遭遇，都会不自觉地成为后者的“俘虏”。这应该是历史上边缘族群最大的焦虑。李元昊要“反宋”，要保持自身族群的独立性，就是要让党项这个族群被历史看见。传说党项王族始祖曾取吐蕃姑娘为妻，繁衍后代，这名吐蕃姑娘姓“嵬名”，是党项族的始祖母。李元昊改姓“嵬名”，表明他对逝去的吐蕃王朝的向往，以及建立党项国家的愿望。由于李元昊统治的区域是多族群混居地带，所以他的称帝建国计划，除了要争取党项人的支持，还要尽量扩大支持面。基于此，他时不时把自己打扮成吐蕃王朝的继承者，并在必要时穿上回鹘可汗的服装，以此表明他是多族群的共同领袖。但是，他慢慢陷入了一个悖论：他的建国大业，单纯依靠自己的族群是难以有效完成的；他必须引进汉族精英作为智囊团，而这又使得他的建国大业充满了浓重的汉化色彩。他大力招徕汉族精英为自己服务，倍加优待，以至于宋朝有些读书人考不上科举，干脆西行投奔李元昊。李元昊来者不拒，或授以将帅，或任命公卿，倚为谋主，奉为座上宾。这些归附的汉人在李元昊建立勋业的过程中出力尤多。他还曾花重金买来宋朝皇宫放出来的宫女，让她们随侍左右，以便时时了解宋朝宫廷内部的运作。在制度建设、机构设置等方面，他更是处处模仿宋朝。这种吊诡的处境，在急于变得强大的李元昊眼里，已经无暇顾及了。尽管他处处模仿宋朝的做法引起了党项贵族内部的争议，但正如同时代的辽国也是通过学习汉族制度才变得坚不可摧，李元昊显然不可能抵挡先进制度的诱惑。说白了，民族性是面子，而“宋朝化”才是里子。而从唐末李思恭成为夏州节度使以来，党项政权虽然时而悖逆，却一直依附中原王朝，如今，李元昊要称帝自立，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他最需要筹划的是，做好军事准备，迎接宋朝的打压。收到李元昊称帝的表文后，北宋举朝震怒。宋夏之战，看来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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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版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05. 战争与和平骂爽了之后，宋仁宗决定启用政治和经济惩罚手段——下诏削去李元昊的官爵和赐姓，关闭所有边境榷场，开出高价悬赏捉拿或斩首李元昊。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但李元昊预想的军事打压却迟迟没有到来。宋朝不喜欢用兵，在宋初，连兵书都被皇帝列为禁书。宋朝只相信道德、制度与经济优势，认定这三种优势足以碾压一切敌对势力。反倒是李元昊坐不住了，在称帝一个月后，他率军入侵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主动挑衅。一时间，北宋朝廷大为惊恐，史载，“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宋庠请修潼关以备冲突”。不过，对于李元昊来说，他还不至于有“蛇吞象”的野心。他发动举国兵力连打三仗，目的在于胁迫宋朝承认自己的政治地位。宋人在战后也发现，“贼（指李元昊）举其国而来，其利不在城堡”。就是说，党项人并不擅长攻城掠地。三战过后，李元昊见好就收，把军事上的战绩转化成谈判桌上的筹码。而宋朝既定的外交原则，从来不是以武力，而是以和平方式去控制周边政权，只要能谈，绝对不打。于是双方坐下来和谈。李文贵听闻此言，顿首说：“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李元昊听完李文贵的汇报后，亦“大喜”。比起宋朝，李元昊更像是现代理念上的外交家：只重利益，不重名分。按照和约，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李元昊向宋称臣；宋每年“赐”给西夏银、绢、茶，合计25.5万两、匹、斤；开放榷场，恢复宋夏贸易。宋夏双方在“庆历和约”的解释权上各取所需，各自表述。宋朝认为这是外交的胜利，因为他们用经济利益压制住了西夏。西夏也认为这是党项人的胜利，因为他们名义上附宋，实际上已经自立，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而他们用名义上的臣服换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笔买卖太值了。在宋夏和谈进入尾声时，辽国看不下去了。当时的中国棋盘上，宋、辽是两个大玩家，夏是个刚刚发迹的小玩家，因此成为大玩家拉拢的对象：宋夏和好，可以抗辽；辽夏和好，能够制宋。从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到李元昊本人，只要对宋朝强硬，辽国就与之和亲，借势拉拢，从而达到制衡宋朝的目的。如今，李元昊站到了宋朝一边，辽国十分不满，重兵压入夏境。征夏失利后，辽夏也进行了和谈。从此，西夏与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史上第二个“三国时代”来临。直到13世纪蒙古汗国崛起，才打破了这种三足鼎立的均势状态。李元昊在北宋、辽两大国的对局中，依靠自身的能力，把国小民寡的西夏带到了牌桌上，此后两大国换成南宋和金，而西夏接近200年再未离桌。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夹缝中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