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口述︱王建新：再谈1991年兖州会议以及新考古学( 二 ) 会议|口述|考古学|王建新|苏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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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参会人员传统考古学还是新考古学？兖州会议之后，很快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跟河南渑池班村遗址的发掘有关系。俞伟超先生没有参加兖州会议，因为当时他在考虑怎么样搞班村的事，选一个点做一些实践，俞先生从这个角度考虑，认为争论没有用，还不如去做点实践探索。对新考古学的评价，我们肯定不认为新考古学都对，但是新考古学的一些视角，不但对国外考古学，对中国考古学也影响很大，而且是需要的，不能仅仅是研究器物类型。我记得兖州会议那个时候，我在会下跟许伟、陈雍他们一起聊天。他们问我：你认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我说是研究人的，我觉得研究人跟研究物是有根本区别的！正如新考古学代表人物——宾福德（Lewis Binford）所说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意义所在，把我们过去研究的视野改变了。”中国的考古研究有研究器物的传统，这个当然跟中国人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多学科的研究，这是新考古学带来的，在这个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些人要捍卫考古学的“纯洁性”了。当时确实存在这样的背景，会有这样的想法，新考古学被视为洪水猛兽，害怕干扰中国考古学的大方向，害怕年轻人走入误区，被新考古学引诱。宾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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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背景下，不管是传统考古学，还是新考古学，很多东西都是才开始提倡的，包括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包括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都是才开始提倡不久的。我觉得背景就是因为他们还在讲传统考古学这些东西，还在“补课”。实际上，他们对新考古学不了解，还有就是和教育的渗透有关系。2003年，在北京开了一个区域考古的研讨会，是中外合作的。这个会一开始没通知我，后来国家文物局让我参会并让我发言。会议发言中，栾丰实在山东和美国做区域调查，陈星灿跟刘莉在豫西伊洛河流域，我们在甘肃和新疆做游牧考古调查。这个会议是张忠培先生倡议开的，严文明先生也参加会了。在这个会上有个问题，就是从工作方式上，山东大学和吉大的工作方式差不多，捡陶片、数陶片、拉网式调查。当然山东大学比吉大有所改进，山大不但用了外国的，也用了中国传统的方法，不仅仅是在地表上，还注意了地层堆积。而吉大当时在赤峰做的基本上就是在地表上捡陶片，然后数出来，人口也能数出来，遗址规模也能数出来，遗址性质也能数出来。严文明先生在这个会上对这种方法很质疑。我当时在会上就讲我们在新疆不是不捡陶片，而是不数陶片。对于游牧遗存来说，数陶片是没有意义的，比陶片更重要的是地表遗迹。在这个会上，我讲的这套东西反倒是自己创建的，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工作方式，包括调查方法，都基本上是在实践总结出来的，也有创新和突破。我下来就找张先生，我跟张先生说，你这不是新考古学吗？而且甚至带有一种全盘照搬的意思，完全是按照那套办法。所以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张先生并不是真的反对新考古学，而是他不了解新考古学。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完全可以抛开过去的那些争议了，我想现在多学科研究谁也不会反对了。在当时来说，兖州会议还是很重要的。兖州会议之后，大家积极地做了很多实践，包括渑池班村的实践，这种实践越来越多了，非常有意义，中国考古学从一种单一的地层学、类型学研究向一种综合的多学科的研究发展。兖州会议不是谈新考古学，而是谈中国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兖州会议有一定的转折性意义，当然，仅仅只靠这次会也是起不到转折作用的。兖州会议所处的大时代中，很多事情是慢慢积累下来的。我记得是1984年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来西北大学做了一个讲座，当时并不是考古界请来的，是世界史的彭树智先生请来的。我是第一次从宾福德讲座知道新考古学是怎么回事，也没听太懂，一堂课也不可能把这个事全部了解。后来中国历史博物馆出了那本介绍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书，我想这本书至少让大家了解到一些东西，虽然说不全面，不系统。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在国际交流方面的误解，就是我们出去留学的基本都是年轻人，外语好，但是他们的实践经验不够丰富，所以他们在国外学习过程中，欧美的老师们就会对中国考古学界产生误解，认为你们啥都不懂。实际上这些人不代表中国考古学界，所以外国考古学者来中国感觉好像中国考古学者啥都不懂，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也会带来一些互相抵触情绪。我们在班村发掘，请了有帕蒂·沃森（Patty Jo Watson），那是跟宾福德齐名的女考古学家。还有艾肯斯（Melvin AiKens），是俄勒冈大学的教授，做我们的顾问。一开始做调查，就跟我们讲捡陶片、数陶片。所以，这一套在中国我们是最早接触的。如何调查，我们也试了，发现有问题，不一定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许针对美洲的情况可以，美洲没有那么复杂的人群变化。调查必须结合中国传统的剖面、解剖、甚至钻探。我感觉到：第一，一定要搞清楚它是什么；第二，一定要认识到有效性；第三，要看看它有没有局限性，边界搞清楚。我们需要清楚，有效性有它的范围，而且中西之间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我们的传统是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而新考古学是先搞个模式出来，是先验的，我们跟新考古学还是不一样。中国考古学应该走出去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理论方法可以创新了，创新就是在这次会议后让我们接下来干的事。我看了裴安平写的书《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当然王巍领衔的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我也注意了，还有其他人的一些研究。文明的研究，特别是中国文明的研究，我不愿意用“起源”这个名称，我愿意这样去表达它，“中国文明形成、发展”或者“形成、演变过程”。不管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哪一个点是“起源”？哪一个东西证明它是起源？文明的形成是个过程。起源是需要在时间上、空间上有个标志性的东西，有了它就起源，没有它就不是？我觉得文明研究不能这样搞。我说西方的东西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这一点我跟裴安平是一致的，当然有些东西我是不赞同的。我最近在考虑是不是要给裴安平的《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写个书评，但这个书评绝对不是全部赞同的，我有赞同的部分，也有不赞同的部分。因为我在《西部考古》发表了一篇提要性的文章《中国文明的特质及其形成过程——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看》，就谈中国文明，是我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文明在最初的阶段，在农业发生的阶段就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走了不同的道路，并不是在它形成阶段。回顾兖州会议的时代：第一，我们需要知道那个时代的背景，大背景是在中国传统考古学在“补课”和以新考古学为代表的一些外来东西的传入，在互相碰撞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个事件，在这之前也有一些事情，比如宾福德，包括那本《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第二，在兖州会议之后的过程中，包括班村的考古实践。这些都说明不是我们全盘接受了新考古学的影响，影响是有，不能排斥这个影响，在这过程中，兖州会议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新考古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小内容，我们核心是中国考古学本身。我们吸收了一些新考古学，或者一些正确的东西适应了中国考古学，使中国考古学学科研究开始从单一的、传统的方式向科学的、综合的方向发展。中国考古学现状与九十年代相比，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开放性或者说国际化的过程，这是我看到的，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1999年在成都开考古学会年会，在闭幕式上我发了言，提出来中国考古学要走出去了。我主要从两个角度来阐述：第一个从中国考古学科自身的发展来说，这么大一个大国的考古学科，到现在我们只有研究中国的考古学家，在中国考古学之外的领域，中国考古学家几乎没有发言权，这跟你的学科地位不相称，这是从学科建设上来说的。第二个话题就是文明研究，当时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开始了，我说研究中国文明如果不了解世界上其他文明，特别是跟我们临近国家和地区文明的特征和形成、发展过程，你怎么研究中国文明呢？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我说走出去已经不能再等了。而且我当时就提出来，作为东、西方文明中间地带的中亚地区是首先应该了解的。会后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呼唤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发表在《中国文化遗产》上，就是谈这个意思。我觉得从那以后的二十年还是有些变化。大家关注的中国文明的研究，这既牵涉到理论问题又牵涉到方法问题，还牵涉实践问题。文明探源工程一直在做，现在也没说结束。从旁观者的角度来文明探源工程，我觉得我们的开放性还不够，在学术上的不同观点的交锋是缺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有质疑才是正常的，我们需要能够有一种——不光是考古学——自由的、比较正常的学术氛围。保持一种健康的学术批判和反思、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