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不反对敌人之人也是敌人”( 二 ) 1903年|汉奸|满汉|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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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满酋与杀汉奸既然汉奸是排满革命的重要对象，革命之际如何处置汉奸就成为革命党的重要政治选项。1905年孙中山再度游历美洲大陆，为致公堂重新拟定新章，其中规定，必须“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被满清灭亡二百六十余年”，本来不是满人能够做到，关键在于“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以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所有三类汉奸都在必须清除之列。1906年所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特别规定，革命起义时，“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反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先期发布这样的宣言，目的就是通过革命式的扫荡，“将使禹域之内无复汉奸之迹”。其他革命团体也将诛杀汉奸定为政治方针，光复会所订光复军“普告同胞檄”，就将“满贼汉奸”相并列。光复军告示明确宣布：义师所至，“与吾汉族诸父兄子弟共诛之”的不肖匪徒共有五类，“一、满人从不降者杀;一、反抗本军者杀;一、乘机打掠者杀;一、造谣生事妨害治安者杀;一、仍为汉奸者杀”。为了鼓吹杀汉奸的正当性，革命党人大造舆论。由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清代著名汉奸，而湘军屠杀同胞最多，湖南受到各省人士的同声指责，甚至形成排湘主义。湘人对此深刻反省。1906年10月，陈家鼎在《洞庭波》撰文指出，湖南有媚满性之圆足、合群性之缺乏、保皇性之愚谬、守旧性之固结、排外性之误看等五项“亡湖南之病根”，又针对性地提出速行悔过、首倡起义、力讲外交、公约自治、预备革命五项“医湖南之药石”的办法，希望湖南由戊戌以来为小日本，此后转为小法兰西，要从变法的渊薮，变成革命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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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鼎（1876-1928）如何实施上述方针，《洞庭波》同期发表了“屈魂”(宁调元)的《仇满横议》，提出实行最激进的破坏主义和最激进的破坏方法，主要有翦其羽翼和捣其巢穴两种，“前一策，则以歼满酋，除汉奸，排虏官”。汉奸历朝历代都有，到了清代，“其术日工，其徒亦日众。使满清三百年之祸水之鼓荡之泛滥，以淹没我如花似锦之山河，溶解我连绵不绝之帝统，沉溺我独立自由之男儿，至今日而尚未已，殆全出于若辈之手之泡制。......盖若辈其面则人，则心则兽。凡可以为异族用，即可以为吾同族仇。可以为吾同族仇，即当以待异族之法待之。彼施全之击秦桧，万福华之刺王之春，是其例也”。此说的除汉奸，不仅在革命军兴之际，而且在革命未起之时，就要以暗杀行刺的方式，翦除助纣为虐的汉奸。由于自责深，湖南人士对于指责湘人的他省之人有汉奸行为，也格外痛恨。《洞庭波》刊出湖南留日学生来稿《公致江苏学会书》，对江苏学会主张立宪予以严词抨击：“中国之亡也久矣，一亡于建虏之袭用汉制，再亡于湘军之助虏中兴，终且亡于保皇党之鼓吹立宪。夷狄用夏，汉人所以相视不惊;满祚中兴，汉家所以再志亡国。此范文程、洪承畴、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可杀也。况当清廷恶劣腐败不绝如线之际，忽有人效其鹰犬，盗取各国议院之陈语，加以上下平和之美民〈名〉，以愚其民，以救其亡，而为清室立万年有道之基者，其罪更可胜诛乎。是故立宪者，满族之至幸，而汉族之至不幸者也。欢迎立宪者，对于满族之至忠，而对于汉族之至不忠者也。以不忠之人谋不幸之事，此其人之工于贩国，甘于为奴，直令天下人耻之辱之笑之骂之痛哭之，举国皆欲杀之者，而不料其出现于我学界上之江苏学会也。......自后有追咎汉奸者乎？吾不曰湖南，而曰江苏。”江浙人士抨击湘军残害同胞甚力，言词牵及一般湘人，如今居然也为清廷作伥，难怪其愤愤不平。只是江苏学会并非学生团体，而是张謇等人的组织，他们本来就是主张立宪的中坚分子。新书上架桑兵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