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在二战结束后的现在,战胜国们,已经将战争的教训忘得一干二净

它们似乎仍然没有得到什么教训。它们并没有意识到,由于战争是政治的手段,有建设性的政策必须以道义为基础,除非道义能跟上科学发展的脚步,否则各国将追逐物质利益,不可避免地将道义抛诸脑后。

教训|在二战结束后的现在,战胜国们,已经将战争的教训忘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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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科学君临天下,道德却逐渐沦丧,政策也就不再受到重视。实际上,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政策可言;世界各国都在为更具毁灭性的战争做准备。我们看到的不是军备削减,而是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无休止地追求更强大的毁灭手段——可以肯定,和平的种子尚未播下。
如果想要制止这种趋势,研究最近发生的战争时就不能仅把它当成一场武装冲突,而且还要将其当成一次外科手术。对于政治家来说,战争就好比外科医生手中的手术刀,不管战争的起因是什么,如果政治家的目标纯粹是毁灭,那么士兵们在战争中的作为很明显就是屠杀。但如果目标是建设和治疗,那么这些活动就会变成一次手术。有时由于故障或者误解,缺乏技巧或者判断力和知识,外科手术可能失败;但是如果外科医生的目标变成屠杀,那么手术就一定会失败,没有可能产生其他的结果。因此对战争的起因进行诊断之后,消除战争这一“疾病”的首要问题应该在政治领域中解决。不仅在和平时期是如此,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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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战争——手术刀——是政治手段,如果制定的是疯狂的政策,那么战争就将成为致命的疯狂行为。要想使战争成为一种理智的政治手段,政治目标本身就应该是理智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政治目标就必须在战略上是可行的。举个例子,如果萨尔瓦多的目标是征服美国,这在战略上是不可能的,目标也就毫无意义。1939年时英国和法国宣称要保证波兰的领土完整,就把自己陷于类似的处境中。这个保证从战略上讲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尤其是在波兰遭到德国和苏联瓜分的时候。这两个西方盟国还是有足够的理智的,当它们发现自己的战略地位十分尴尬时,将目标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情感领域。但当斯大林占据了大半个波兰时,英法并没有向苏联宣战,因为它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情感目标是将希特勒指为“邪恶之徒”。它们默许一个异教徒的所作所为,却将愤怒发泄在另一个异教徒身上,这就使其“圣战”失去了道义上的根据。
“这次我们发动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东征。”1939年10月11日,弗朗西斯·尼尔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它和1914年开始的‘圣战’大不相同。前一次战争相对容易,因为打败德国一切就结束了,每个人都知道这一充满荣耀的故事。扼杀希特勒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可能很漫长,只有消灭了最后一个企图统治别人的人,战争才能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