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先生之风西南联大群英谱（15）吴文藻|冰心|群英谱|韩咏华|梅

先生之风西南联大群英谱（15）
刘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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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的幽默
梅贻琦有严肃的一面，但也富有幽默感。
梅贻琦有“寡言君子”之称，在同事、家人、朋友和学生眼中，几乎是一个完人。梅贻琦话少，更少下断言。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清华大学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拥护梅校长”。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不倒翁，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关于梅贻琦的幽默感，有一逸闻趣事，可作说明。抗战时期，在昆明，梅贻琦和韩咏华到呈贡吴文藻、冰心家中度周末，梅贻琦看到冰心写了一首调侃夫婿吴文藻的宝塔诗，这诗中说吴文藻是一个傻姑爷，“原来教育在清华”。梅贻琦看后，妙笔一挥，续写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交际花。”在座的清华出身的学者们都笑得很得意，而冰心只好自认“作法自毙”。
梅贻琦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以身作则，为联大节省每一分经费，不因为自己是联大的领导而搞特殊化待遇。刚到昆明，梅贻琦辞退司机，把归他个人使用的小汽车让给联大公用。他外出公务、办事，近则步行，远则搭乘蒋梦麟或别人的车。
1941年7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到了飞机票，恰好又得到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邮车是当时成渝公路上最可靠的交通工具。梅校长觉得邮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既可以三人不分散，还可以为公家节约两百多元，于是，坚决退了飞机票。（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从《梅贻琦日记》中，常看到，他经常和子女安步当车，走一段不近的路。
1941年5月11日，是个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梅贻琦带次女公子梅祖彤、公子梅祖彦及幼女公子梅祖芬去梨烟村。梨烟村是清华大学教授和职员家属疏散居住地，坐落在玉案山脚下，坐西朝东，村后大山横亘。全村南北展延约三四里，一条主街在村中蜿蜒，街道两旁散落着农家住户，树丛、池塘和打谷场点缀其间。据说过去村里梨树很多，有“梨园”之称。在云南话里“园”和“烟”相谐，因此通常在文字上把这个村子写成“梨烟村”，后来正式定名为“龙院村”。
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三孩步行至十一点一刻始到。因郁文（韩咏华字郁文）在潘家（潘光旦家，住大河埂村），遂同往，留午饭。饭前约十二点敌机来，炸市区。后入城，知为近日楼一带及东门外（被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