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不缠足，不穿耳，她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记者( 二 ) 第一个|女记者|穿耳|中国近代

康有为和女儿们的合影（后排右三为康同薇）
康有为着意培养自己的两个女儿，还有一层意思是：希望自己的女儿们能够像西方的女子那样独立，并“妇女事业汝经营”，让她们参与妇女解放的事业。
1897年，中国的许多女性仍旧深锁闺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裹着小脚，信奉无才便是德。即使一些懂得诗文的女子，大多所学为无用之学，只是舞文弄墨而已。
早在1897年，康同薇就远走澳门，赴刚刚创办不久的《知新报》做主笔，兼采访人员、编辑和日文翻译，这是何等的气魄与开风气之先！在《知新报》，她撰写了《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的政论，把各朝与各种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士子针砭一番。年纪轻轻的康家女子，报馆主笔，议论国事，纵横恣意，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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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时期，社会变革轰轰烈烈，女子生活纳入维新派的变革之列。在解放妇女、改变妇女生活方面，维新人士倡导：解缠足和兴女学。维新人士梁启超、康广仁准备筹办女学堂、女学会、女学报，因此，1897年9月，康同薇随父亲到了上海。
兴办女学是当时维新派的共识，也把兴女学提升到了富民强国的高度。维新派认为要民富国强，占人口一半的女子就要生利而不仅仅是分利。
兴办女学堂前期的舆论宣传与资金筹措都是女学堂外董事们（男人们）的事情，而女学堂的教学与教务工作则由外董事的妻子、女儿们来充任。一是妇女的事情要妇女做；二是由于当时社会普遍遵守男女授受不亲及男女有别的礼教，所以女学堂内不准男子入内，即使男董们来学校谈事，也要把女董们叫到校外方可。当时的女董有康同薇，梁启超的妻子李惠仙，康广仁的妻子黄谨娱，谭嗣同的妻子李闰等等。
为办女学堂，董事们经常开会。第四次聚会则是1897年12月6日的中国两千年以来第一次的“裙钗大会”，到会者122人，西方妇女65人，中国妇女57人。西方妇女相当踊跃与热情，会议记录写道：“与集共百二十二人，座中博学妙才，首推南海康小姐”。可见，在当时最优秀的妇女中，她都是出类拔萃者。女学堂于1898年5月31日正式开办。
为了在全国通“坤道之消息”，也为了让全国知道女学的益处，将女学堂的教学内容广而告之，女学会决定办一份《女学报》。《女学报》向全国招聘女主笔，康同薇是当之无愧的人选。在女学堂筹备之前，康同薇已发表过《女学利弊说》，以贡献她对女学的观点与见解。在这篇文章中，她首先阐明：男女没有高下之分，男女智慧才能不同不是因为天生，而是教育使然，所以应该男女平等，此振聋发聩之声冲击着当时的保守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