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805年,两颗政坛新星坠落,两颗文坛巨星升起(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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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选择,实际上就是一次政治站队。在唐德宗暮年,围绕在太子李诵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东宫侍读王叔文、王伾(即史书所说的“二王”)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蓄势准备辅佐新君进行改革。刘禹锡和柳宗元均加入了二王集团,备受赏识。在李诵(唐顺宗)继位后,两人一个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一个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成为“永贞革新”的核心成员。而韩愈并不反对政治革新,只是因为对王叔文这个人素无好感,或者早已预见到这个政治团体不可能成功,所以没有选择站队到二王集团这一边。在唐顺宗继位前一年,韩愈由监察御史被贬为阳山县令。关于这次贬官的缘由,别人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是韩愈自己怎么看。韩愈在诗中写过这样的话: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也就是说,他严重怀疑,自己遭贬,是因为刘禹锡和柳宗元把自己平时非议王叔文的言论,泄露给了对方,从而引来了对方的报复。后世史家认为,韩愈被贬时,王叔文并未掌权,这是韩愈对刘、柳二人的误会。但这次误会,显然在他与刘、柳二人中间制造了隔阂。虽然多年后消除了误会,但韩愈与刘、柳已经不能站在同进退的阵营里。当二王集团掌权的时候,刘、柳也没有把韩愈召回朝廷。刘、柳最终建立起最铁的友情,是因为他们不仅共事过,还选择了相同的站队。他们有一样的政治理念,一样的政治遭遇,一样的政治目标。他们的友情,是革命同志式的、牢不可破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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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贞革新”是一场短命的政治改革,历时100多天即宣告失败,跟衰病缠身的唐顺宗的上台与退位相始终。王叔文和王伾在领导改革之前并无丰富的政治实践背景,只是在各方势力斗争的空隙中找到了跻身要职的机会。唐顺宗身体每况愈下之时,二王集团在拥立太子问题上又出现了重大失误,他们并不拥护后来的唐宪宗李纯继承帝位。所以当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继位后,这个革新集团的政治生命就彻底宣告终结了。至于“永贞革新”的具体内容,反而不那么重要了,无非就是施仁政、发布赦免令、夺取宦官的禁军指挥权、打击藩镇势力等针对中唐政治困境的举措。这些事情,换了皇帝也依然会做下去。正如唐史大家黄永年所说,唐宪宗虽然收拾了王叔文集团,用人上“一朝天子一朝臣”,但在行政上有好些地方却是顺宗朝的延续。由于“永贞革新”的失败来得太快,传统史书对两名主要领导者王叔文和王伾进行了污名化书写,讥讽他们为“小人”,导致后世绝大多数人对这场革新的成员并无好感。而深陷其中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得到了后世的叹息。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说,刘、柳二人是天下奇才,高才绝学,如果“不陷(王)叔文之党”,前途无量,一定是唐代名臣。但放在现在,我们大可不必叹息刘禹锡和柳宗元的选择。他们当时是三十出头的热血官员,怀着“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柳宗元语)的雄心壮志,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政治革新之中。事实虽然证明他们还是太理想主义了,但至少他们努力过,奋斗过。我们的历史一直习惯于以成败论英雄,殊不知,行动比结果更宝贵。“永贞革新”的失败,演变成唐史中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唐宪宗上台后,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集团的八个核心成员,通通被贬为边远之州的司马。他们开始了苦难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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