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你上网留下的“黑历史”，可以被忘记吗忘记|遗忘|吉尔|上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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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尝试过，在互联网上搜索自己的信息？如果别人上传了你的“黑历史”，你又删不掉，是什么心情？比如学生时代出糗的演出视频被同事们挖出来当笑话相互传阅，比如自己中二时期的社交媒体小号被现实中的熟人发现分享……互联网上所保存的“黑历史”，我们有权要求平台删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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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奏》中的大提琴手世吹雀（满岛光饰），幼年被家人利用欺诈行骗，视频在网络中被保存了下来。长大以后，雀因为这段视频失去了工作。2014年，一位西班牙公民在网络上搜索自己的名字，发现自己过去因债务原因拍卖房屋的信息依然在网络空间中没有删除，将谷歌告上了法庭。欧洲法院支持了他的诉求，并将“数字遗忘权”立为民事权利之一。只要公民有诉求，网络搜索引擎，应当从搜索结果中删除已经不相关或不适用的个人信息。欧洲法院此举激发了全球对“数字遗忘权”的讨论，谷歌因此每年都会收到上百万条删除信息的请求。但也有不少机构反对“数字遗忘权”，认为它妨碍了它们收集理应被收集的个人数据。2019年9月25日，欧洲法院对此进一步作出裁决，认为“数字遗忘权”的数据删除范围不应扩大到全世界，而应当只适用于欧盟境内的搜索引擎服务器。这个裁决结果从侧面反映出“数字遗忘权”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如何平衡个人隐私保护和网络信息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争论的核心。除此以外，围绕它的讨论，也体现了人们数字时代的记忆焦虑。那么，数字技术为何会引发人们的焦虑？想要理解这一点，需要探讨“遗忘”之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究竟有何意义。今天推送给大家的文章，从个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层面，分别论述了数字时代“记忆与遗忘”的内涵，探讨了“互联网是否加速了遗忘”。作者认为我们不必排斥数字记忆技术——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必然要面对当下的复杂难题，关键在于生活于其间的我们，会选择如何面对。撰文 | 李岸东01Right To Be Forgotten数字技术与“超忆症”焦虑记忆力超群，听起来似乎是件好事。然而过于全面的记忆能力对自我建构和人际交往而言都是一场灾难。英国Channel 4的纪录片《无法遗忘的男孩》（The Boy Who Can’t Forget）记录了这样一位拥有完全记忆（total memory）的超忆症患者。影片的主人公之一——46岁的吉尔可以清楚地记得自1980年2月以来的所有事情。对吉尔来说，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是痛苦的：吉尔至今还可能为三十年前做过的一件错事而感到后悔，因为自己仍然清楚地记得关于这件事的所有细节。吉尔在白纸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下自己每天干了什么，却从不会再看这些笔记，因为“我写下这些琐事不是为了记住它们，而是为了不让自己疯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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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遗忘的男孩》。超忆症患者的经历说明，遗忘和记忆一样，都是人不可或缺的能力。身份认同和自我的建构离不开记忆，但同样也离不开遗忘。如果将记忆视作一种关于自我的自传性叙事，那么无法忘记过去的人便无法拥有自洽的身份认同，也难以将自己的记忆编排成一套有意义的关于“我”的故事。社会交往同样依靠记忆与遗忘：记忆维系人与人的关系，遗忘则作为宽恕的力量抹去一些交际中不愉快的记忆。英剧《黑镜》第一季中，未来人类可以通过植入芯片随时回放眼球记录下的所有视觉影像。故事里多疑的丈夫在过去的影像片段中反复寻找妻子出轨的证据，最终导致夫妻关系破裂。这类反乌托邦文艺作品中对未来人与技术关系的想象，恰恰体现出个人面对“全知全能”数字技术的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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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镜》中无法彼此谅解的夫妻。对数字时代遗忘问题的关注体现出人们对“技术超忆症”的焦虑。数字技术不仅是一种交流技术，也是一种存储技术，在拓展交流的时空范围的同时，它也大大革新了信息存储与提取的方式。人们在网络世界中交流的同时也在“存档”这些交流的痕迹。作为“数字原住民”的新一代年轻人不经意间通过各种“数字痕迹”记录下了个人的生命历程。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就像如影随形的“影子档案”（shadow archive），既展现出传播行为和档案化的汇流，又凭借数字技术海量的存储空间使得“记录一切”成为现实。除了记录一切，数字档案的第二个特征是易追溯、可检索。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可以轻易从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抽取出有用的信息。查找资料不再需要去图书馆和档案馆，只用坐在电脑前输入几个关键词就行。从前，只有新闻媒体会花大力气深挖名人的“黑历史”；而现在，即使是普通人的过去也可以轻易被搜索、分享、转存。数字档案打破了机构与个体、公共与隐私的界限，每个人都在网络世界中无意地建立着自己的公开个人档案。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数字技术面前个体似乎“无力遗忘”——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超忆症”患者，在未来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被自己的过去“击中”。02Right To Memory从记忆的道德责任到“档案狂热”然而，互联网既可以是“记住一切”的超级大脑，也可以是“对抗遗忘”的技术手段。换一个视角来看，“难以遗忘”未必是坏事。以色列学者Noam Tirosh撰文批评“数字遗忘权”概念，认为这种权利仅落脚于个人隐私，却忽视了集体层面“被记忆的需求”。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记忆权”（right to memory）。正如桑塔亚那所言：“那些不能铭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社会对遗忘的抗拒比对“难以遗忘”的恐慌来得更早，其背景是西方国家二战后对战争责任和历史记忆的反思。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兴起第二波“记忆潮”（memory boom），对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反思与战后的民族苦难和创伤记忆联系起来，形成了新的“伤痕纪念文化”——20世纪的纪念碑不再是滑铁卢郊外睥睨南方的雄狮，不再是戴高乐广场中央金碧辉煌的凯旋门，而是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那切入大地的黑色伤疤，是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那一排排整齐而冰冷的混凝土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