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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婷（IC photo/图）
本届威尼斯影展最高奖项金狮奖 ， 被美国华裔导演赵婷夺得 ， 已经让人高呼意外 ， 更意外的是 ， 她拍摄的不是华裔导演拿手的海外华人生活纠结 ， 而是很“穷白人”的“车居族”“新游牧族”（Nomadland ， 也是电影名称）的人生 ， 苍茫率性又处处碰壁的另一种美国梦 。
我尚未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无依之地》（据说年底公映） ， 但去年我就读过电影原著 ， 台湾译作《游牧人生》 ， 洁西卡·布鲁德所采写的纪实文学 。 我写下过这样的读书笔记：
“这些新时代的‘下流’阶层最令我钦佩的是他们的自矜和乐观 。 跳出他们一团糟的财务状况 ， 仍能发现这种生活不完全是迫于无奈 ， 也不是自欺欺人 ， 这群人无意之间在进行新的拓荒：在一个未知的新经济领域里 ， 这个新经济基于反对消费主义的条条框框……他们之间是相濡以沫 ， 亦是相忘于江湖 。 如果说所谓的美国梦在二十一世纪还存在 ， 这些人发明着一种从美国梦偏移而来的独立 ， 他们在轮子上建立了一个白宫与华尔街以外的平行美国 。 ”

据说电影虽然走剧情片路线 ， 但主角Fern基本忠实于小说里的真实人物琳达 ， 是一位虽然挣扎在贫穷线上但依然对自由、一无所有的自由抱有赤诚向往的初老女子 。 我当然非常好奇“纪实”与“虚构”之间的转换和微妙的界线 ， 正是后者才考验导演功力 。
未见《无依之地》 ， 却意外看到一部相似题材的2019年美国电影《长路简史》（The Short History of the Long Road） ， 导演也是女性 ， Ani Simon-Kennedy 。 必须承认 ， 女性视角处理这种左翼题材 ， 别有一番况味 ， 前年意大利女导演Alice Rohrwacher《幸福的拉扎罗》和黎巴嫩女导演Nadine Labaki的《迦百农》都能印证——胆大心细 ， 伤口中取光是她们的强项 。
《长路简史》画风自然细腻 ， 讲父女情克制而极其窝心 ， 尤其想到电影在十八分钟之后女儿真正进入“无依之地” ， 父亲的“幽灵”其实陪伴了她接下来的每一个关键的抉择——这一点让身为有女之父的我 ， 心有戚戚焉 。 老实说 ， 这世上很多父亲 ， 活着时都不能做到这点 ， 何况死后 。

父亲克林特的抉择是什么？就是从心所欲、不为物累 ， 摆脱消费主义的操控顺流而下 。 他带着女儿过“在路上”的生活 ， 却有别于前述的Nomadland ， 也有别于远祖Beat Generation（“垮掉一代”）的那些潇洒漫游者 ， 他有他唯一要负责的人：女儿诺拉 。 诺拉直到孤身找到生母谢拉 ， 才知道克林特在破产后毅然接手女儿的抚养 ， 并为了这彻底戒酒 。
在某次完成对法拍别墅的安那其式（Anarchism ， 无政府主义）入侵之后 ， 克林特对女儿说：“他们有后院有私人泳池而我们有自由 。 ”这让我想起美国梦的最早叛逆者之一、诗人艾兹拉·庞德的一首诗《顶楼》：
来 ， 让我们可怜那些境况比我们好的人 。
来吧 ， 我的朋友 ， 记得
那有钱人有管家却没有朋友 ，
我们有朋友却没有管家……
但诺拉比她老爸现实一点 ， 马上接话说：“现在只有一大堆脏衣服 。 ”脏衣服的意象后来出现了三次 ， 第一次是克林特和诺拉把脏衣服绑在车子外面去洗车 ， 同时就“洗干净”了衣服 。 第二次是克林特死后 ， 诺拉把他的脏衣服都扔进旧衣回收桶 ， 旋即后悔痛哭 。 第三次是诺拉短暂寄居在一个善心基督徒家中 ， 习惯性地把洗好的衣服晾在后者的吊灯上面 ， 无意挑衅了后者的中产阶级家居礼仪 。

脏衣服其实是他们最后也是最好的盔甲 。
最后一次冲突后 ， 诺拉想起和父亲一次星空下的对话 ， 一只章鱼的脱逃故事 ， “显然章鱼不适合水族馆” ， 父亲这句话像是预言 ， 于是她就离开了寄居的中产家庭 。 这句话也解答了我在电影前半段的疑惑：特立独行的父亲如何处理孩子羡慕普通人的生活？我们家虽然不能做到像克林特那样放弃居所和学校教育 ， 但坚持不让孩子看电视和接触电玩 ， 孩子最近也开始质问我们：“为什么别的同学都能看电视和玩电子游戏？”——就像诺拉问克林特：“为什么我们每次看电影都不看到结尾？”（因为克林特认为结尾可以自己猜到 ， 这是观者的自由和乐趣所在 。 ）

稿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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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无依之地|露营车轮上的美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