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民众而言，在家办公给了很多人看新闻的时间，但要跟上媒体对多个同时爆发的社会危机（新冠疫情、种族冲突、警察暴力、政治分化等）的报道，每个事件的周期，都让人筋疲力尽 。但是，如果不了解发生了什么，又无力抵挡大量虚假消息 。在某种意义上，2016年媒体集体眩晕的后果，到了2020年才让美国民众都尝到了苦头 。人们看到这位已经变成“美国小丑”的总统，虽然“永远都很有娱乐性”，但却不断制造出极其不负责任、恐怖的事件（最近一次是10月26日在奥马哈的竞选活动中把大量支持他的人滞留在温度零下的机场数小时） 。
媒体的权力、伦理和历史的车轮
如果新闻人士都像旋转盘上不停运动的仓鼠一样，连跟上特朗普“造”的节奏，都气喘吁吁，那么新闻业有可能扭转自己的失败吗？长期以来，美国新闻界的伦理标准，虽然存在，但都在日复一日的报道中，不断被忽略 。新闻作为一个门槛不高的行业，充斥着大量应届毕业生和初级水平采访人员，转行替换率非常高 。还有一个现象是，报道政治的采访人员，不太熟悉宗教或其他文化领域 。这种缺乏跨界知识的积累，让他们对宗教右翼的报道常常失真，有时甚至随着后者的修辞走 。
传媒学者昆汀-舒茨（Quentin Schulze ）曾谈到，在世俗化的美国社会，媒体人士是新兴的“大祭司”，是他们决定民众看什么、想什么 。媒体界一些年轻明星采访人员，甚至可以对大学里著书立说的教授们呼来喝去，认为给你一个访谈的机会，就是看得起你 。例如，我们的朋友、女性历史学家Kristin Kobes Du Mez最近出版了一本学术畅销书，而一位连续访谈她一个多月的采访人员，模仿她书中的第一章结构和观点，写了一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成了“爆款”新闻评论，但评论全文对书和原作者一字不提，似乎都成了这位采访人员自己的思想 。显然，这位女采访人员明白自己的权力很大，可以无伦理而不被追责 。学者朋友和她的出版社都写信交涉、抗议这种侵权行为，但最后因为精力和成本也只能作罢 。
就我们自己的经历和观察，美国媒体非常适合此类投机主义者发展，事后又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 。例如《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和“公共信誉”（Public Integrity）这样的业界监督机构，也只能发文章指出错误，没有具体纠错策略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一部分民众之所以接受特朗普攻击媒体的措辞，宁愿相信福克斯（Fox News）的可能和事实完全相反的新闻，也会对主流媒体避而远之，部分原因正是这些媒体在破坏自己的公信力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为福克斯这样的媒体平台提供合法性，即便福克斯制造了大量导致观众误解新冠疫情的信息，间接造成感染和死亡，美国也没有任何机构能对它进行约束或制裁 。目前，已经有一些丧亲的家庭通过法律起诉福克斯，但那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漫长的诉讼过程 。
大选结果揭晓在即，美国主流媒体开始讨论如何报道接下来的一系列政治交接或动荡，因为特朗普已经在不同场合都暗示他不愿意接受自己输的结果，而且已经开始用最高法院出台各种法案，压制选民投票 。与2016年相比的一个最大变化是，媒体人士也神经紧张，选举后的暴乱“可能发生在美国”已经不是天方夜谭 。特朗普撼动了很多人过去所持的“美国特殊论”，让我们知道这个制度是如此的脆弱 。本来我们需要思考和反思的是，是什么导致了美国民主和社会的退化和危机？是什么使得公共理性的对话消失殆尽，只剩下兜售各种意见的蛊惑者，以及各种阻碍人交流思考的意识形态的标签？然而，媒体人士所关注的，可能仍是下一个大新闻，而不是之前报道出了什么错，更无法反思媒体文化的整体失败 。美国媒体在过去和现在的失败，要怎样清理、反思和改正，估计这项任务只能交给历史学家了 。可惜的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人们总是不会吸取历史的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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