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冲突最新解|西方霸权国不愿意干的，中国很愿意主动去做陈哲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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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哲认为，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变迁，可分成三个阶段。融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从孤立到慢慢融入主流国际体系;嵌入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2012年，中国开始参与到联合国的全球治理当中，初步尝试供给公共产品;深度融合阶段，从2012年到今天，中国开始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中国在路径选择上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概念层次，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新理念的提出;二是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搭建合作交流的互通平台，三是实体机构，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陈哲博士后发言。本网采访人员冯瑶/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陈哲博士后作了题为《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与实践》的发言，试图回答研究中遇到的困惑。新时代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实践区别于一般理论上的公共产品概念，成本由全球或者区域内的国家承担，但是服务同时具备全球性和区域性双重特征，外溢性明显，需要重新定义中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他发现，当前的文献回顾主要集中在供给、制度和三个经典模型上，但都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特殊性。集体行动的困难、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西方学者一再强调以上经典模型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比如，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几乎不存在一个行为者愿意去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所以这种产品通常会供应不足。由于存在搭便车行为，霸权国的衰退不可避免，而且为了长时期保持公共产品的供应，霸权国往往付出远超职责内的费用，蒙受额外损失而导致加速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