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少”，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最优秀的经济樊纲的视野和判断"

文：胡二伙来源：商界（ID:sj998_）

编辑：盖盖实习编辑：汪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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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商界领袖新年论坛

——与会嘉宾系列报道?

知名经济学家樊纲已经确定出席由商界传媒集团主办的“大变革与新起点——2018商界领袖新年论坛”。他会在论坛1月24日上午的“变革时代的商业新机遇”环节上，做主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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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专注研究宏观经济的樊纲，与魏杰、刘伟、钟朋荣被称为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少”，其撰写的《灰市场理论》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曾两度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被西方媒体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连续三年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和英国《观点》杂志评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樊纲的经济人生，还要从那段“上山下乡”汹涌来袭的岁月说起。在时代的裹挟下，樊纲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白天挖土、伐木、开拖拉机，闲暇时读马列著作、哲学、政治经济学，甚至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当时兵团出现的问题。

虽然错过了中学，但好在赶上了恢复高考，填报志愿时，樊纲三个都选了经济学专业。他在《经济人生》一书中，侃侃谈起在农村的那段时光，“最大的收获是从最底层开始了解中国社会，这些是从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今天你在思考关于国计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课题的时候，会想到仍然生活在山村里的老百姓。”

以下为樊纲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观点：

没有不好的产业，只有糟糕的企业

中国经济下滑了六年，目前看来，L型基本到底了，于是网上开始热炒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在樊纲看来，“一些问题还没解决完，包括产能过剩、债务过多、僵尸企业、库存积压等等，这些问题还得进一步清理，大量企业还得继续调整。”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2004-2007年及2009-2012年两次“经济过热”，产生了以产能过剩为标志的诸多“后遗症”。在这些周期性问题产生、发展与调整的过程中，一些中小企业的日子不好过，唱衰制造业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

樊纲在公开演讲中多次提到，“说钢铁、水泥、玻璃现在不能投，因为有过剩产能，但长期来讲，这些产业调整之后，还是有发展前途的，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基础设施要建，还要出口，要搞‘一带一路’;说互联网挤压了制造业，也是没有逻辑的，有了网购以后，快递车上装的不都是中国制造吗?”

在他看来，中国没有不好的产业，只有做不好的企业。很多企业把转型当做了转产，天天想着去做不熟悉的产业，结果把过去十年二十年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核心竞争力都扔了。而市场经济竞争的基本逻辑是长期专业的发展。

经济调整对企业来说也是好时机，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很多都是在调整过程中体现的，兼并重组优胜劣汰。未来，产业的集中程度会有所提高，企业要有点前瞻性。各行各业都要用到互联网，要用新技术改造自己，这是趋势。你不用别人用，别人比你效率高，你就会处在劣势。

不是产业不好，是你做得好不好，未来企业最终都要向中高端发展，都要面对环保的约束。

关于消费升级，还能做哪些“文章”

目前来看，中国的消费水平太低，不是说收入水平低，而是说“消费”占我们的收入比重比较低，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储蓄水平太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了解消费增长的动力。

樊纲认为决定消费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包括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完善的社会保障;信贷消费和信贷金融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我们的信贷金融有了很大发展;最后，还有互联网电商的发展。

对企业来说，在促进消费的过程中，这些方面还可以“大做文章”。

虽然服务性消费在增长，但物质消费还远没有满足，中国人买买买的过程也远没有结束。樊纲提到，不要小看中国实体经济、实体产品的消费，从长远来讲，这是基础，从现在来看，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

与此同时，服务性消费大幅增长也是契机。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现在越来越重视健康。最近流行的一个笑谈与“保温杯”有关，保温杯里边是什么呢?是养生。这种与健康相关的需求，会有大幅增长。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多地买健康、买医疗、买体育、买旅游，多元化消费向服务业的转变正在开始，而且这个势头会越来越强劲。

最后，要强调的是，中国的“退休消费”才刚刚开始。从退休到养老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也许80岁才开始养老，而60岁到80岁有20年的时间，正是有钱又有闲还可以玩的时候，是可以消费的时候，这时候都不叫“养老消费”。我们的上一辈，他们一辈子没挣过什么钱，退休后也没有高消费的习惯。而新一代的退休者正在形成，他们是挣过高工资的中产阶层，消费观念有了很大变化。

经济学是研究幸福和痛苦的

沉浸在学术世界的樊纲，曾做客央视《开讲啦》栏目，率性开讲，让我们看到了他经济人生的另一面。

说到经济学，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研究经济增长，研究GDP，更俗一点就是研究钱，在樊纲看来，说到钱，经济学研究的是别人怎么赚钱，管理学才是研究自己如何赚钱。经济学其实研究的是幸福不幸福的问题。

不要批判赚钱，但赚了钱不一定很幸福。经济学上有一个比较矛盾的事情，幸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劳动时间不断减少，闲暇增加。但闲暇是不包含在GDP里边的，是没法用钱来衡量的。通常来讲，花更少的时间去赚同样的钱，一般来说会比较幸福。

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事，不在于你贫穷;最让人不幸福的，是你贫穷，而你看别人很富有，这种差距使你更不幸福。这一点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做别人的幸福和你的幸福负相关。至于究竟该怎样赚钱，经济学强调的是选择有能力的事情去做。进一步说，人人都想给市场提供东西，谁能提供最好的东西才是关键。

“可以有一部分经济学家选择为某些利益团体服务，但必须有人去做公共经济学家。”告别无知的狂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是樊纲一直坚持的经济人生。

以下为樊纲在不同场合发表的互联网观点：

谁说经济学家解释不了房地产问题

中国的房价是个两极分化的过程，一二线大城市房价飙涨，三四线小城市库存多，卖不出去。

什么原因造成的?供需问题。

从2010年开始住房限购以后，一直到2014年，住房市场很平稳，因此大家觉得没什么事儿了，而且还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住房需求没了，中国人住房的自有率很高，没有人再想买新房子，刚性需求很少。

结果，政策一放开，没想到一下子那么多人去买房子，其实你仔细看一看，中国住房需求还有其他两种：

第一种：改善性需求。城里很多人住的房子是过去的老公房，质量差一些，大家都想改善居住条件。

第二种：迁移性需求。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民要进城，想在县城里买个房子，县城里面的人想到地级市买房子，地级市小房子的人想到省会买房子，省会的人想到大城市买房子。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如果住房需求很高，房价刚一上涨，马上供地，那这个城市的房价就会很平稳，但我们的政策是什么?限制大城市发展，不给大城市供地，小城市却供地无限。

大城市越来越没有地，结果就是供求失衡，房价飙涨，这才是根本原因。

有一个城市，计划人口800万，实际人口2300万，因而成了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多么符合经济学逻辑。谁说经济学家解释不了房地产的问题?这就是基本的供求关系。

因此，这时候，政府要研究人口迁移的规律，人往哪儿去，你就要发展哪儿。

人为什么要迁移?为了过好点儿的生活吧?怎么能过好点儿的生活呢?他得有收入吧?怎么能有好点儿的收入吧?得有好点儿的就业吧，因此就业在哪儿提供，那人就往哪儿走。

我们的企业去哪儿了呢?大城市，因为大城市基础设施健全，物流方便，人才方便，跟市场更接近。

城市化的基本逻辑是大城市有聚集效应，而我们的城镇化政策，鼓励小城市，限制大城市发展，违背了这一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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